文档介绍：——"‘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意思,就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
嘉宾:马戎, 1987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马戎先生发表了《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这是一个思想者积蕴已久的爆发,显示出不可等闲以视的思想原创力。当然,学界以及社会现实,用来咀嚼和消化这个理论的时间,都不会太短暂。终于,七年之后,我们看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理论,被真正摆到了众目睽睽之下,被聚焦,被剖析,被争执来去。
但事实上,这不完全是一场被注视与被拷问--"去政治化"理论显然必须在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对话中,展开它真正的构建历程。所以,七年时间,并不是一个学者抛出一个观点并且等待回应的理论周期,而是它与社会现实由细而巨的一番往来流注,一场冲荡碰撞--既与学界展开迫近对话,也与纷繁复杂的中国当代史窃窃相语。
最后的结论呢?也许,它不在学者的字句里,而是隐于历史或徐或急的展开之中。但不论怎样,我们都已经能够看到:"去政治化"理论,将被铭镌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之上,成为其组成部分。
最后--一个理论,对于学界的搅动之力有多大,它让我们看到的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活力,就有多大--对于马戎先生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我们必须这样理解。
"中华各族的共同历史和今天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使汉、满、回、蒙古、藏、维吾尔等各族结合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站在13亿人的共同立场上,考虑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必须以这样的软实力来应对外部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
记者:自2004年您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理论后,这个观点一直在发酵。学界花了5-6年时间来消化这个理论后,在2010年-2011年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对于"去政治化"的反思。最近一段时间里,针对"去政治化"理论的批评,火力较猛。而您隐而不发。或者引而不发。但是,对于这样一场中。您以为当前的讨论触碰到了您的思想核心吗?或者有所偏移,以至于您颇显无奈,觉得可以不加回应?
马戎:我确实没有写文章去正面回应,但这些讨论文章,我都看到了。在读这些批评我或者反驳"去政治化"的文章时,我觉得作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我的观点,而且彼此考虑的问题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首先,我想我是站在全中国13亿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既不站在汉族立场,也不站在少数民族整体或任何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的立场上,去考虑如果"(少数)民族""去政治化"后,我这个民族目前的既得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会受到什么损害。其次,我是想把建国以来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问题发展历程与发展前景,放到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球视野里来进行思考。"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推进过程,也是一个各国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相互之间的全面博弈过程,各国之间的博弈,包括经济、贸易、金融、资源、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教育和各自掌控国内社会矛盾的软实力。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基督教文明有两个主要特点,一就是需要明确地树立"敌人",以"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二就是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明确地实行"双重标准","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这句话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也就是说,有些国家是把中国当作"敌人"来应对的,而且在互动中采用另一套规则。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多族群帝国历史、在近代又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历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把各族知识分子和各族民众团结起来,把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在21世纪将如何应对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并采用双重标准的西方国家?中华各族的共同历史和今天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使汉、满、回、蒙古、藏、维吾尔等各族结合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站在13亿人的共同立场上,考虑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必须以这样的软实力来应对外部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使我确实有危机感,有些话不得不说。我希望那些批评我的人,也能够多从这些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的观点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上我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我们的《通讯》已经编到第93期。除了相关的论文和调研报告外,我还找到一批英文文章,是西方学者分析研究苏联解体和苏联民族问题的学术论文,有的收集了基础资料,有些分析思路和视角对国内读者有启发。所以我组织学生们译成中文,在《通讯》上介绍给大家。这些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提出许多可供国人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