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薛仙舟
编者按:
从1918年3月我国第一个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精神在中国生根发芽已经是第90个年头了。翻开绚丽的历史史册,90年的岁月沧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合作社事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动荡的社会,使每个致力于传播合作社精神的人都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对整个合作经济历史来说,却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唯一存在。那些身处巴山汉水之间、齐鲁燕赵之地的合作社精神的传播者们,用手中的笔墨纸砚描绘、传承和诉说着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过去,期盼着正在到来或尚未到来的未来。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没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壮,只有他们在真实感受着合作精神的顿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本期开始,“合作经济史话”栏目将陆续推出一组文章,为您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最早一批合作社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的故事。欢迎读者不吝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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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时撰文《大哉薛仙舟师,吾无能名焉》,称薛仙舟为其“平生受业中外良师中所最心敬崇拜之人”。文章深情地写道:“先生果何许人耶?称道者不一。论其生平行事,或曰,热烈反清排满,两次被捕入狱,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或曰,主张改造中国旧社会,提倡现代新生活,尤重清洁朴实习惯,以身示范,虽不以强聒人,而邻里生徒景从者众,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或曰,洞悉资本制度流弊,提倡折衷经济学说,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或曰,首创中民》周刊,组织中国合作学社,拟具最完善之《中国合作化方案》,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或曰,先后创办工商银行及国民储蓄银行,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或曰,既与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诸先生过从甚密,亦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往还,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也;或曰,任教复旦大学十余年,又兼中央政治学校合作学院课务,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
革命党人、社会改革家、理论经济学家、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金融家、政治家、教育家……诸多身份合在一起,勾勒出薛仙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
从激进的革命者到虔诚的合作信徒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他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幼时生活极为艰辛。九岁时,他在亲戚资助下入天津中西书院就读,十六岁考取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
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年轻的薛仙舟深受改良思潮影响,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友人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他的聪敏机智颇受其同乡唐绍仪称道。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
薛仙舟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试图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
留美期间,薛仙舟常课余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由此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到德国后,他发现一股新的思潮,即被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
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人雷发巽率先倡导的信用合作社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德国作为合作主义的发源地,不仅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实践基础也更为坚固。薛仙舟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常去听德国经济学者关于合作主义的讲学,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
确立从事合作事业的信仰后,无论当何时、居何处、做何事,薛仙舟总不忘为合作主义宣传呐喊,其执著与最虔诚的传教士无异。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合作宣传
回国后,薛仙舟一边实地考察,一边开始宣传合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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