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生态政治: 1953 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 论文摘要] 本文以 1953 年乌拉特前旗的农牧纠纷为契机探讨生态政治。乌前特前旗西部是灌溉农业区,南边是沙漠, 1953 年南边和西边受到大量外来牲畜的压力,内部许多地区的草原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将农区的牲畜向外驱逐,同时在内部清理农田与牧场的分界线。旗的边界和旗内农田牧场边界都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生态政治过程。村庄产生了协调委员会以解决农田和牧场的纠纷,旗边界的争端仍在一般的条条块块的框架内解决。 195 3 年的生态政治仍有其的地方特点。关键词:半农半牧政治从学科意识上讲,生态政治是人类生态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类广泛关心的政治与环境治理问题。生态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生态环境长期就受政治的控制。从周礼上的生态保护政策到现代的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牧还草以及生态移民等影响广泛的政策看,生态政治问题不但是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必须注意的问题,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们的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农牧纠纷是一个生态政治问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汉文史料主要集中于各种抗垦活动,具体的农牧矛盾过程难以了解。满铁资料关于草原调查和游牧调查方面的内容的确非常好,但也缺少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因为调查者们毕竟不了解蒙族社会。但这种材料在 1953 年有比较清晰的报告,乌兰察布盟档案馆对 1953 年的农牧纠纷的档案相对具体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凑巧的是,档案集中在乌拉特前旗。所以,利用档案资料,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政治问题作一个个案的探讨就有水到渠成之效,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初步揭示生态政治的运作形式。[1] :历史传承与四围形势从生态学理论上讲,农牧是相互补充的,在中国历史上,农牧关系有互补和矛盾两个方面。但就北方汉民与少数民族而言,却难以形成互补关系,双方长期为草原和农田资源争战。究其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农牧互补往往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内部,既使在农业区,往往只在同一个家庭里,才有互补。村庄内邻居与邻居之间,都可能因牲畜侵占农田而打架,何况在两个民族之间。在蒙古草原上,蒙古族自己的农业与其游牧业也是互补的。但蒙汉之间的农牧互补就很难。人民公社时期,地方领导人曾试图将汉人迁到呼伦贝尔草原实现“农牧互补”,但农民与牧民根本不是生活在一起,最后还造成了麻烦,惊动了中央。[1] ( p135 ) [i] 在古代,农牧边界附近甚至发生着不间断的民族战争。清代以前农牧斗争以长城为界,清代中后期以后,汉人进入草原, 农牧分界线变成农牧交错带,界面增多,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复杂,双方的斗争关系也极为复杂。但有一个是众所周知的, 就是随着农牧交错带人口和牲畜的增多,生态压力越来越重。乌拉特前旗当时属于绥远的乌兰察布盟。乌盟的牧区长 650 公里, 南北宽 150 公里。南部草场质量稍好,北部多荒漠,质量差。因为东部雨量稍高,所以东部草原稍好,而西部的草原较差,。[2] 草原类型为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这一地区是最受农业冲击的地区,因雨量和草原产量都低,游牧生态很脆弱,农业的冲击会使游牧业很快退缩变化。除了农田占据耕地外,农民的牲畜也占领草原,农民也向草原索取燃料、饲料等生活资源。由此生出形形色色的民族斗争。农牧纠纷可以说从清中叶就已经开始, 1949 年前,除了王公和一部分转化成农民的蒙古民之外,真正的蒙古游牧民基本上处于节节败退阶段,他们不得不向北迁移以保持游牧。在东部的察哈尔一带,外来的农民开垦了最好的草场,最优良的草原变成农田。[ii] ( P227-228 ),民国时期,正白旗、镶黄旗牧地被侵占,出现了人畜向北大规模迁移的现象,一度使北部草场的羊密度陡然大增,许多羊也因环境不适而染病死亡。[iii] ( P101-119 )在察哈尔丘陵的中北部地区,草原的破坏程度小,蒙古人仍在放牧,土地很少,在草原中像皮肤上的搔痕一样。农业村落的外边是耕地,再外边有大量的草原。[iv] 当时汉移民的尖兵在德化一带,察哈尔右旗的农牧分界线土牧尔台一带,那里的蒙古人至今仍有冬、夏营地。与现代相比,尽管农牧分界线未变,只是农业的密度大大增加了。据一些现在的一些老人回忆, 20 世纪 50-60 年代,察哈尔右旗到处是草坡。当时农牧分界线一带的蒙古人一点地也不种,而现在大多数是耕地。[v] 南部地区因牧场被农田切割,原来旗的游牧界限已发生细分化,在正白旗,旗下的弦——相当于苏木这一级,有了游牧界限, 各弦的牧民不准越界游牧了。[2] ( P358-362 , P294 )在正白旗、上都旗等地,冬牧场上不再随意游牧,而是划分到户,各自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牧场还可以让子孙继承。[vi] ( P9- 11) 这种旗下苏木分界的现象在西部乌拉特一带还没有发生。 1939 年乌前旗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