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维权的尴尬等
维权的尴尬
宁波商人的创新烦恼这样的故事,情节不曲折――远没有思科诉华为那样离奇,故事不复杂――在案情认定上没有太多悬念,若非在国家鼓励创新的大背景下,想来也不会受到太多关注。实际上,这正是悲哀之处,恰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指出的,国内一些地区经常出现跨省大范围的群体侵权的恶性侵权现象。面对此类现象的泛滥,在专利法等法律法规修改之前,专利权人往往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或者不能有效制止侵权,或者不堪其累、陷于无奈。
章明伟恰恰面临着类似的尴尬。尽管他求助于宁波警方,并十数次地往返于天津宁波之间,但仍然不能如愿为自己讨回公道。至于原因,实际上,文章中提到的重要的一点,涉嫌侵权人左树清拥有人大代表的身份,虽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即使左氏没有人大代表身份――因而不能对其采取法律行动,也可能出现其他的妨碍司法公正的缘由。
当然,笔者以为,司法公正与否,这还仅仅是创新环境亟待清理的一种情况。职能部门的缺位,也导致了此类现象的蔓延,比如,按照专利法之规定,对于恶性侵权行为,专利管理部门没有主动查处的义务,这在客观上放纵了侵权行为的发生。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无助于侵权行为的遏制。
张刚(2007年4月上《一个宁波商人的创新烦恼》)
受害者心理与文化重塑
在没有文化和道德方面积淀的平衡下,人容易变得狂妄自大。从个人的层面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道理。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也在重新寻找定位和自我认知。民族主义因之而生。
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国外的文献很多。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后,大多的讨论顺着他的思路走。只是界定得更加具体和实在。米洛斯拉夫?赫洛奇在1996年认为,民族主义是由在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信仰、地理和历史有密切关联的一群人对共同意识的一种判断。
在日本,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和韩国的一些示威行为,是一种自愿和非自愿并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外露。他们对此表示担心。而中国和韩国人也在担忧日本民族经济强盛后的自我定位上的越位。
笔者认为中国能够提的并且可以整合的其实应该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消极、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最理想的转向之地。徐迅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
在这种逻辑下,文化重塑是最重要的。而文化重塑核心是培养民众博大、宽容的心态和精神。能够操作的具体路径莫过于改革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一部世界史的习得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同样重要。
吴木銮(2007年4月上《告别“受害者心理”》)
傲慢与偏见
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当中,鲜有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详细描述,多的是大而无当的一笔带过和粗疏的总结呈辞。一旦涉及中日关系,往往将重点集中在日本的种种侵略行径上,似乎只是一味地告诉读者两国间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发生。
在中日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