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译序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г
ИЧг,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而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又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屠格涅夫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奠基者之一,他
的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他的六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
主题:与作家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既是
这些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作者,又是他们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纪
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
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
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
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一八五六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罗亭》。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
十七日脱稿,最初发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
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后一
版文集里,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说:“《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曾经
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
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
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
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
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
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
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
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
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
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
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
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
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
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
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
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
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会”。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
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
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
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
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
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
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
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
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
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
的人都会感到可怕。”(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
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
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
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暑格涅夫选择的、为俄国
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
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
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
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 “我
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
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
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
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
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
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