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交往以及中日第一战——白江口大捷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通说),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在中载中,把日本称为“倭人”,后汉王充的《论衡》也在书中说,周成王时曾有“倭人贡畅入"。他把中日人民交往的时间,提前到中国的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不过,从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看,。因为那时的倭人大概还处于原始公社的采集经济阶段,尚没有形成越海交换的经济基础。王充生于后汉。他很有可能把汉时对矮人的认识,附会到周代的历史中去。从而,他的记述,只能看作是反映汉族人民与倭人发生交往的一段古代传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从中国的古代传说和日本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汉族人为了躲避战火,向日本移民的痕迹,除了在日本九州定居外,最远的到达京畿附近。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思想文化,对当时倭人的社会生产以及后来建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大汉帝国和日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刘彻对建都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了战争。同年,汉军杀朝鲜王卫右渠,灭朝鲜,在其地设玄芜、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极大地便利了汉帝国和日本的交往。范哗在《》中写道:“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赐“倭奴国王”以金印,继而东汉政府又与日本伊都国建交;在后来的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统治政权都与日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这段时期内,日本国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三国时期,魏与日本的邪马台女王国之间交往密切;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这个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倭王武也曾向宋顺帝上表求封。不久,肖道成灭宋建立齐朝,接着肖衍灭齐建立梁朝。齐、梁二代虽对倭王武都有过册封,但倭王实际上末遣使奉表朝献,双方无官方往来。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近百年间中日两国无聘使往返。五王时代的倭国,政权已集中于倭王,国力强大;自侯王武以后,至祟峻帝执政时期,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在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隋朝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发动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当时已称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当时隋朝与倭国都曾互遣使节,但倭王却不肯再以臣礼事隋炀帝,而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足见狂妄,而杨广却也不会轻易的待对方以平礼,在回信中称“皇帝问候王”,也颇令当时倭国执政的厩户太子不快了好一阵子,最后挖空心思的写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这样的称谓,令人一笑。但这些小龌蹉并没有真正影响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倭国派出多人到大隋朝学习先进的文化,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都广泛地进行学习。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了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新罗、百济和高句(此字念“勾”)丽都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新罗和百济占据了半岛的南半部,高句丽则不仅占据了北半部,还占有中国的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