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 论“新旧”党争对周邦彦词的影响
专业班级: 汉语言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
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钱塘人,生于宋仁宗至和二年。为人书隽少检,而博涉百家之书;好音乐,能自度其曲。他与属于旧党的苏门词人不同,在政治上是属于倾向于变法的新党。他28岁的时候因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大受赏识由太学诸生升为太学正。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门诸君子纷纷回到朝廷,周邦彦则被挤出京城,到庐州,(今安徽合肥)、溧水(今属江苏)等地执政。等到新党上台把持朝政,苏门词人尽遭远贬,周邦彦又重返朝庭。晚年因与蔡京等人的瓜葛,又放外任,到隆德府(今山西长治),真定(今河北正定),顺昌(今安徽阜阳)等地做官。宣和三年病逝。
周邦彦一生虽然没有遭到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漂泊零落的辛酸。“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这种漂泊孤独,憔悴失意,是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即使是在重返汴京在朝中为官时,他的心情也一直是压抑苦闷的,此中充满着“谁识京华倦客”[1]的孤独和“自叹劳生,何年经事,京华信漂泊”[2]的悲伤。周邦彦被后人誉为宋词的“集大成者”[3],就词的搜求、审定、和考证方面说,他于北宋当年风起云涌的词坛现象,确有集成和创制的功劳,因此张炎在其著作《词源》中称赞说“古之乐章、乐歌、乐曲等,皆出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于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案月律为之,其曲遂繁。”[4]这种伟大的贡献和劳绩,则为前此所无。再就他的创作风格方面来说,其一身兼具过去许多词家的长处,。耆卿的慢词和铺叙,给他一个伟大的骨干,方回的艳丽,少游的柔媚,又给他一个外部的烘染,同时,他又兼采《花间派》和晏、欧一点深邃,遂形成了他个人的作品,一个圆融美艳几经锻炼修琢的才子和文士词。
“党争”是我国几千历史中,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大大小小的党争发生无数,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变革。
要了解党争,首先要明白何谓“朋党”。“朋”字,《说文解字》谓之古文的“凤”字,曰“象形,凤飞,群鸟相从以万数。”“党”字,本为古代地方组织,《周礼》云“地官大司徒”掌管地方行政,管辖一“党”。时一“党”约为“五族”,有“五百家”。盖此五百家大抵为亲族姻亲,遇事互相协助、故“党”又有“亲党”和“党助”之意。
所以,“朋党”之本意:有一批人追随一位或少数领袖,形成组织,并互相协助。他们或有“共同理想”,或有“共同利益”。
历史上东汉、唐、北宋、明四朝的党争。也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牛李党争”、“新旧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历代党争,以上述四朝之党争为最。
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脩、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 而在这一运演过程中,“国是”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起源上说,“国是”观念的出现同士大夫和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意识难以分开。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5]
从儒学史角度来考析,在愈演愈烈的党争过程中,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背景的儒士集团逐渐提出了两大观念,尽管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差异,但这两大思想观念又成为了北宋党争的基本理论依据。
在党争的背景下,儒者文士的队伍也迅速发生了分化。因政见与学说思想上的歧义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出现了长久相持的新、旧两大党。当然,其分野绝不只是这些,党内也有分野。其两党,兹其大者:一、范仲淹、欧阳修与“庆历新政”之党人。另者则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
正所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在新、旧两党的竞争中,受影响不只是简单的政治层面。余时英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文人士大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影响者不在少数,恰逢其时的周邦彦也不会是个例外。
北宋后期的著名词人周邦彦,一生宦海浮沉,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经历与一般的人不同,加之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