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目: 论《孽子》中“情”与“孽”的纠隔
专业班级:汉语言
前言部分
在经过长达六年的沉潜之后,白先勇以一长篇小说《孽子》重返文坛。他的回归立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在于白先勇长达六年的创作“空白期”;二则在于《孽子》这部十分特别的小说本身。
自一九七一年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最终完成到一九七七年长篇小说《孽子》的首次发表,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白先勇在文坛一度销声匿迹。如此长时间的沉默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往往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这是一种江郎才尽式的创作停滞,直至永远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要么就是在进行一次痛苦的蜕变,无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境界上,都是在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前的蕴蓄过程。而随着《孽子》的横空出世,白先勇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外界的种种猜测也随之消解。
《孽子》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白先勇的第一部长篇创作。白先勇把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留给了《孽子》,足以见得这部小说对于作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早在白先勇创作《孽子》之前,他之前的那些短篇小说中,就已经对同性恋这一题材有所涉及,所以这并非是他对这一题材的首度尝试。然而,短篇创作和长篇相比,毕竟还是着很大的局限性。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仅仅是对同性恋题材的简单涉及,浅尝辄止,受到主旨篇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继续深入下去。而《孽子》不仅是作家对于自己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回归,更重要的是,它在给读者展现一个全新视角的同时,更像是作家心灵上的一种情感宣泄,抒他人未发之情,言他人未言之事。《孽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同性恋题材简单的涉及,白先勇对这一主题的探究经历过一个逐渐由表象到内在的深化过程,从对一些现象的简单描摹,到对人性复归这样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白先勇为我们构建了他所认为合理的理想社会。
一部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说,何已时至今日依旧经久不衰、仍保有它旺盛的文学生命力,甚至在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之中,至今难有其他作品企及?起初,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这部小说有如此之高的文学地位,而对它最直观、最感性的印象,还是在我完成对文本的通读以后。
这是一部关乎同性恋者的小说,但绝不仅仅着眼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小小的“王国”到大的社会环境,从好友之间的友谊、父子间的骨肉亲情到传统的伦理道德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这又是一部关乎人性的小说,尽管是以同性恋为题材,但是小说中同性恋者们身上所闪耀着的人性光辉足以让我们摒弃因不同性取向所产生的偏见,小说不仅仅是在反映某些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传达着其它的讯息,那就是:在“情”的光辉下,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绝对的对立,任何人都可以抛下固有的成见和谐相处。
另外,小说的成功还在于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小说中大量的意象群、对父子情的探讨、同性恋现象的反映、以及小说所体现出作者的宗教情怀、人文关怀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对我个人而言,如何能另起炉灶,从新的角度出手,提炼出新的观点,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便是我选择《孽子》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的原因以及最终目的。
二、主题部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就已有人从事对白先勇及其创作的研究。在这近三十年间,出版的专著有如《白先勇小说艺术论》(袁良骏著),《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著)等几部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长篇硕博论文也有十几篇。由于我的研究仅限于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所以对其整体上的创作特点的了解就难以做到细致全面,我主要参考了周引莉所著的《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选论》作为宗述的部分内容。
我把白先勇的创作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白先勇小说创作整体上的研究;二是对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研究;三是对《孽子》的研究。细看之下这三者实际上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白先勇的创作主要以短篇为主,在他的作品中,又有许多是以同性恋为题材或者包含了同性恋因素,就如刘俊在他的《悲悯情怀》一书中谈到的:“早在白先勇出国前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有了同性恋题材的出现,如《月梦》、《青春》等,甚至这一题材还成了白先勇笔上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母题’。”[1]若要研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把握他文学创作的这一“母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他的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的长篇小说《孽子》,无疑是研究的首选对象。
以我的这种分类方法,第一类则属于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的探讨。
何宗龙《中国古典诗词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2]从中国诗词入手,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白先勇小说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诗歌的特点在于抒情和象征。虽然字数不多,但往往能抓住一个片段、一个细节,道出文学的本质。一个人刹那间的感受往往联系着过去和未来,反映人生的沧桑变化。这种“以小见大”、浓缩时空的特征,使中国古诗有着意想不到的震撼力。白先勇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