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前言
·王澧华·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
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
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
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
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
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
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
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
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
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
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
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
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
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
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
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
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
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
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
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
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
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
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
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
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
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
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
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
得佚词八首,于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
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
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
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
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
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
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
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
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
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
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
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
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
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
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
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
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
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
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
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
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
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