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阮元「以古训求义理」训诂方法析论
程克雅*
提要
阮元(1764~1849)为干嘉时期著名学者,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称述其学,谓:「芸台讲学,颇师承东原,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傅斯年在《》中也说:「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论『性』、『命』字,以训诂学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即以语言学之观点治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
在钱、傅二氏所提出的论述中,吾人论究阮元于经学、小学的考据,以及义理的阐释,必须关联在一起,也就是必须透过以下三个层面来予以考察:
其一,是古代训释资料的归纳收集;其二是统合古代的训释数据并予以抉择、解释;其三是利用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的问题。在这三个层面中,也各有方法论的考虑,本文即就以上三方面一一析论阮元的论据及其在各个不同层面的解释效力问题。
「以古训求义理」除了以上考据之学的内部问题之外,在训诂学与思想史的不同范畴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钱穆辨析「类聚古训」的做法,曾追溯朱子评语说:「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至于傅斯年虽对阮氏结论持保留态度,仍然认为阮氏《性命古训》是「以语言学之观点治思想史」之仪型,因此,本文另一个析论的重心,即就清代干嘉以来的汉学家的学术风气及方法旨趣,说明这一外部问题的考察中,阮元企图藉训诂而明晓义理的学术成果,局限与评价。
关键词:阮元、《经籍纂诂》、《揅经室集》、《性命古训》、训诂学
阮元「以古训求义理」训诂方法析论
程克雅
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一、「以古训求义理」的研究背景
清代干嘉时期(1735~1849)的学术,以征实考据为主:学者擅长名物训诂,累积了相当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以研读古籍,阐扬古义为目标,方法意识着重回归原典,因此倡议尊经,重视古注疏;将文字形音义的识读视为首要工作,建立古音理论,做为通读古籍通假的依据。当时在重视古籍古义的风气之下,回复章句字词的诠解,相关主张即环绕着「以古训求义理」而发展。例如戴震在〈题惠定宇授经图〉中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故训义理而二之,是故训非以明义理,而故训何为?见〔清〕戴震《戴东原集》(台北:大化书局景印安徽丛书本,1978年),页1113。
故训与义理必须一贯,清代干嘉时期学者多持此一看法,但特别着重于典章制度的考证与语文学的探究,这令传统的经典注释在此时有不同的发展,故可以分就不同的学术范畴来区辨其主张:其一,是关于语言文字之学在形音义训诂方面方法的讲求,与由小学通经学理念的体现;其次则是如何藉由故训达成对义理阐释的问题。先就前者来看,仍属于训诂学本身关于语言文字解释的法则,故训以字词解释为理解篇章旨意的关键,钱大昕《潜研堂集》〈古音假借说〉中有言:
汉信「读若」者,文字假借之字,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以是推之,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清〕钱大昕《潜研堂集》〈古音假借说〉,见《潜研堂文集》(初版,上海:古籍,吕友仁点校本,1989)页44~46;干嘉学者钱大昕享有盛名在前,与阮元学术关系之密切,可由二事窥见:其一,是钱氏为阮元早年刊行《经籍纂诂》撰序;其二,在钱氏卒后,阮元是最早裒集其著作刊行者,同时根据《嘉定县志》,为之撰《国史儒林传》拟稿〈钱大昕传〉。在学风的继述与治学主张的一贯上,在在有迹可寻。
钱大昕于《》中说:
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十合一之道也。〔清〕钱大昕《潜研堂集》〈〉,页39。
王念孙《》曰:
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份之严,则一丝不乱。〔清〕王念孙《》(北京:中华书局,锺宇讯点校本,1983),页1。
钱、王二学者与阮元皆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在文集著作中时相称述,阮元曾师事王念孙,而且对钱氏之著述也颇为信从。所以,从阮元个人的「以训诂求义理」主张推溯其前辈学人,征实求是之风乃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阮元继述在后,可以视为干嘉之学的一员大将;但究学术发展史在干嘉与晚清的交界,阮元的代表性又有人称之为干嘉之学的殿军。此后则有洪杨之乱,学术风气及祈向因时局巨变与西学传入而随之丕变。另一方面,干嘉时期征实与尊经的主张也是其来有自,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中则说:
夫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好古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