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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仍应当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并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重新调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问题,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衡。在民法典实施以前,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等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一般对合同效力作否定性评价;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以及违反相关行政规章规定的合同效力,一般不予以否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理解不一,总体来说,第一,应当以规定的表述为准,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则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无疑;第二,虽未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如合同有效将损害国家利:..两种情形,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就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具体强制性规范旨在保障公共利益,则契约应为无效;如果具体强制性规范旨在保障私人利益,则契约应为有效。在适用过程中应当坚持最小工具标准,即只有当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其他民事处罚不足以实现法律目的时才有必要否定合同效力”。[2]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政规章”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12月10日,包括本案在内共检索到最高法院作出的50个裁判结果,其中,租赁合同纠纷包括本案在内有3个裁判结果,其他类型的纠纷有47个裁判结果;有2个裁判对于违反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的合同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其余48个裁判均作出有效的认定。但并非意味着对于违反行政规章的行为一概不作审查,对于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等,应当根据案情审查合同效力。其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公序良俗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并逐渐被各国法律所采纳,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契约绝对自由的限制,契约只有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公序良俗第一次作为法律规定是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此规定是对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延续。在大多数人看来,公序良俗是一个抽象且富有弹性的概念,其内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于是部分学者对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了具体罗列,以便于普通民众和法官理解和贯彻执行。其中,日本学者我妻荣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归纳为:(1)违反人伦的行为;(2)违反正义观念的行为;(3)乘他人无思:..4)对个人自由的极度限制行为;(5)对营业自由的限制行为;(6)对作为生存基础的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7)显著的射幸行为。[3]我国学者梁慧星认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可以分为10类,具体包括:(1)危害国家公序型,比如以从事犯罪或帮助犯罪行为为内容的合同。(2)危害家庭关系型,比如约定父母子女别居的协议;约定夫妻别居的协议;约定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等。(3)违反性道德型,比如妓馆之开设、转让合同;为开设妓馆而购买或承租房屋等契约;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以同居为条件的财产转移等。(4)射幸行为型,比如赌博、买空卖空、彩票、巨奖销售等,但经政府特许者除外。(5)违反人权和人格尊重行为型,比如过分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合同;以债务人人身为抵押的约款等。(6)限制经济自由型,比如分割市场、封锁市场的协议;限制原材料输出或者商品进入的协议等。(7)违反公正竞争型,比如拍卖或招标中的围标行为;以贿赂方式诱使对方的雇员或代理人与自己订立合同等。(8)违反消费者保护型,主要表现为利用欺诈性的交易方式、不当劝诱方法、虚假广告等方法与消费者发生的交易行为。(9)违反劳动者保护型,比如“工伤概不负责”条款、“单身条款”等。(10)暴利行为型。[4]私法主体如果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原则,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某些违反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行为,而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可以适用而对于违反公序良俗情形的判定,在不同个案的适用将有所不同。一方面,上述列举不能够穷尽所有的情形,规定过于笼统,以至于实务中难以准确判断;另一方面,有些列举的情形本不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范畴,且在不同的国情下,对于公序良俗的理解和适用会有所偏差。具体到本案而言,《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虽在效力等级上属部门规章,但是,该办法第六条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公序良俗的维护。对本案情形下合同:..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在租赁房屋已被权威机构确定属于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当尽快拆除的D级危房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该房屋出租用于经营可能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商务酒店,违背了公序良俗。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租赁合同应确认无效。人民法院通过示范性裁判对公序良俗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说明,树立正确的裁判方向,对于引导合同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在民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依法诚实守信经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善良风俗具有导向意义。最后,关于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原告起诉主张合同有效,最终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或者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最终法院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形。因法院认定的合同效力与原告主张相左,如机械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则会造成当事人讼累,增加诉讼成本。为了避免仅就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的机械办案方式,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精神,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理需要,在认定合同效力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在审理过程中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量在一次诉讼中解决问题。根据《九民会纪要》精神,如果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仍然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本案中,鉴于再审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而原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均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故再审审理中,合议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释明,双方当事人分别变更了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再审法院依据新的诉请直接作出改判,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执笔人:最高人民法院张爱珍编审人:最高人民法院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