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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书局是民族资本家华之鸿创办的贵州近作逐渐增多。这些研究范围广泛,各有特点:有的代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印刷出版企业。华之研究史料芜杂,篇幅较长,涉及华氏创办各种类型鸿(1871—1934),字延厘,亦作延仪,贵阳文通书局的企业,缺乏对文通书局的深入研究;有的研究史创始人。华之鸿继承其父华联辉(1832—1885,字料太少,泛泛而论,研究文通书局带有很强的主观怪坞)创办的“永隆裕”盐号,因其经营“永隆裕”盐色彩,未能客观反映文通书局的创建与发展。因号方法得当,业务不断扩大,盐号专卖点遍布贵州此,本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全方位研究文通城乡,其资产达数百万银元,因而有“华百万”之名。书局,展现民族资本家从事贵州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华之鸿在经营盐业兴旺之季,将积累的资产创办了艰辛历程。贵州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为先进的书局———文通书局。华之鸿之子华问渠(1894—1979),字永源, 一、华之鸿时期的文通书局继承父业,把文通书局发展为贵州近代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大型书局,使其成为抗战时清末,维新变革及西学东渐之风在沿海及发达期中国著名的七大书局之一,为贵州及西南地区出地区传播日益盛炽,但在贵州的传播较为缓慢,对版事业近代化乃至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作出了突贵州社会文化影响甚微。对此,贵州一些有识之士出贡献。深感忧虑,他们践行“实业救国”的思想,结合贵州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文通书局及其实际情况发展近代工业和文化出版业。华之鸿是华氏家族的研究。随后,研究文通书局的论文和著其中一位成就卓著的实业家,他意识到:“新兴知识2020-11-18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对贵州社会风气的影响”(2017JD019)。作者简介:蒲应秋,男,贵州遵义人,博士,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经济史。龚学敏,女,贵州铜仁人,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88 :..龚学敏:贵州近代印刷出版业兴衰启示如此下去,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在全导安装、操作。次年,华之鸿耗资60万银元的永丰国各省的后列。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纸厂正式建成投产,因其造纸设备先进,造纸技术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1]130同时,这也是为了一流,所生产纸张“质地优良,光泽亮白,能抗水,耐实现华之鸿“先父夙愿”。拉力,‘都比得上外来的纸”[4]22。从此,文通书局用 ,并且还销往本省及邻省的1908年,华之鸿着手筹办书局事务,他将书局滇、川、湘、桂地区。命名为“文通”,其意为“文以载道,通达心灵”。在需要指出的是,受当时交通条件限制,文通书局筹办文通书局过程中,华之鸿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从日本进口印刷设备和造纸机器,付出的代价极其题:一是聘用人才,培训技工;二是确定书局选址,高昂。因为从日本进口的这些设备需经海路运往建设厂房;三是采购国外先进印刷设备。为解决这上海,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抵达重庆,再用人力或三个问题,华之鸿首先成立了文通书局管理机构,蓄力运抵贵阳。所购之物几经辗转,远远超过印刷他亲任局主,聘请遵义官书局承担印刷厂工作的田设备的价值,“截至铅、石两部完全开工之日止,总计花费资金约生银二十万两左右”。[1]132此外,派遣庆霖为经理,总管文通书局的全局事务。田庆霖在文通书局内设四个部门:铅印部、石印部、事务部和学徒学****聘请技师传授技术,往返差旅费等开销校对室。为摆脱书局没有技工的困境,田庆霖受华耗费巨大。之鸿委托在遵义招收了70个学徒,这些学徒在遵义 ,并接受专业教师训导。其华之鸿在开办文通书局过程中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抓住社会变革的契机,及时把握商业机会,次,在书局的选址上,华之鸿在贵阳市多处实地考逐步壮大文通书局规模。具体而言:一是为贵州军察,最后确定贵阳市内王家巷(今勇烈路)为书局厂政府代印文件和黔币。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址,并耗时一年修建砖木结构厂房。与此同时,华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贵之鸿派田庆霖、杨国成、雷启农3人前往日本东京,州省于当年11月宣布独立,成立贵州军政府。因贵购买铅印成套设备。经过筹备前的一系列准备,文州军政府没有印刷厂,其所有印件均由文通书局代通书局于1911年正式对外营业。“开局之初,全局印。1915年,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起护国运动,全职工,约有一百人左右。”[1]132显然,开创之初的文通国各地纷纷响应,云、贵两省组织讨袁军进行讨伐,书局,规模不大。随着市场业务的不断拓展,文通文通书局受军政府委托代印黔币300万元。二是为书局原有的技术和设备不能满足生产经营之需。文化、新闻界印刷各类图书、报刊。辛亥革命以后,为此,华之鸿再次派田庆霖、郑子楠、杨国勋、邬静贵州文化思想进入活跃期,新文化广泛传播,各种泉4人前往日本采购石印设备,学****影印、制锌/铜书籍、报刊纷纷涌现,印刷物数量激增。文通书局版、三色玻璃版和金属雕刻等技术,他们归国时还通过印刷各种图书、报刊等,业务量急剧增加,原有聘请了3名日本技师来文通书局传授技术[2]7。文的生产规模不能满足正常的业务需要,文通书局通通书局成立之初,纸张供应不足一直制约着它的生过扩大再生产方式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三是产。当时,文通书局的纸张依靠省外甚至国外供顺应市场变化形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民国初应,印刷成本无疑很高。为破解这一难题,华之鸿期,贵州教科书籍供应渠道单一,仅上海商务印书收购了贵州本地生产的竹料纸和构皮白纸,勉强维馆贵阳分馆供应其需求。由于教科书从上海运往持着文通书局印刷用纸。随着文通书局规模不断贵阳路途遥远,加之时局混乱,教科书籍不能及时扩大,纸张供应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华之鸿又在运到贵州。鉴于此,华之鸿在文通书局营业门市部天灵寺、西山寺兴建手工造纸厂,基本解决了普通基础之上成立图书部,销售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印刷用纸问题。然而,印刷精美图书的纸质,还依赖于国外进口重磅套色纸张,但“交通梗阻,缓不济①华之鸿之父华联辉经常以板印《六事篇言》《菜根急,困难殊多”[3]96。为彻底摆脱文通书局用纸困谈》等书籍无偿赠送读书人,出门时还挑着这些书以便赠给境,华之鸿毅然决定兴办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造纸别人。后来感到板印不便,又听说上海有活字印刷技术,便厂。1918年4月17日,华之鸿斥巨资从日本购买派人前往学****不料此人竟只图私利,在上海学****了修钟表的机器设备运抵贵阳,并由随同来黔的日本技师指而不回,因而华联辉的意愿就此落空。 89:.. 2021年第2期iaoYuWenHuaLunTan 大东书局签订合同代销其出版书局的教存在内部管理体制缺陷等原因,文通书局资金运转科书、图书、文具,以满足贵州文化教育界的需求。困难,经营亏损严重,负债额多达40万银元,遭遇了为保证各类书籍销售网络顺畅,华之鸿又把文通书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摆脱债务危机,扭局图书部改为文通书局贵阳分局,同时在遵义设立转文通书局亏损局面,是华问渠迫在眉睫的问题。分局。此后,华之鸿在毕节、安顺、兴仁、铜仁等地对此,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设有门市部或销售点,乃至在一些县设代销点。 “至此,凡属国内出版书局之图书,文通均可运来贵华问渠面对文通书局发展严重受挫、濒临破产阳,并分配各县。”[5]43经过华之鸿的苦心经营,文通的窘境,他“欲做出一番事业来”[4]46,决定重振文通书局发展为贵州规模最大的书局,“当时首屈一指书局。在重振文通书局的道路上,华问渠采取了三的贵阳文通书局,承担了社会主要的印刷出版业方面的措施:其一,变卖祖业,维持文通书局发展。务。”[4]61然而,文通书局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华问渠变卖家产维持文通书局的生产与经营,他1929年,文通书局油纸仓库起火,因火势迅猛,烧毁“约集华氏各企业经营负责人,组织华氏企业管理书局大量设备,经济损失巨大。这场火灾造成的损会,将祖积三、四千石田租之田产及房地产,统一经失令华之鸿痛心疾首,导致其“‘性格、心境变化更营,并陆续变卖,调济文通”[5]47;其二,增加出版物大’,同时又因‘省政府更迭不绝,今政府否认前政发行量,扩大经营范围。为摆脱文通书局经营困府。拖欠的印刷费用太多,且不认账。致使文通书境,华问渠积极争取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权。经过局年年亏损,入不敷出。职工薪金不能按时支付,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文通书局获得出版发行一部餐不食肉,举步艰难,债务高达40万银元’”[4]44。分小学教科书、教学用书和中学复****丛书等的权文通书局遭遇的变故及其军政府拖欠费用形成的利。文通书局获取这些业务后缓解了资金困难,因亏损,让华之鸿精神备受打击,从此心灰意冷,遂萌为这类书籍的发行量大,成本较低,所以利润高,同生皈依佛门之心,逐步将文通书局的经营事务让其时还有政府方面的优惠政策;其三,革除文通书局子华问渠代为管理。旧有体制的弊端。在招收工人方面,华问渠打破只华之鸿时期,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图书种类丰招收老家遵义籍工人的传统,破例在贵阳招收有一富:“一是传统蒙学读物。如《母教录》《千字文》定文化知识的青年,通过培训后上岗。在岗位管理《幼学琼林》《千家诗注》《唐诗三百首》等;二是方方面,职工若有疏忽懈怠,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志和文献。如《黔记》《黔史》《兴义府志》《瓮安县处罚。经过这些调整后,文通书局经营的效益有所志》《黔南丛书》(部分)等;三是黔籍学者著作。如好转。郑珍的《播雅》《巢经巢文集》《郑学录》等,莫友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日本侵华战的《韵学源流》,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牟思敬争准备充分,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同年12月的《自娱轩诗》,杨树的《澡雪堂诗文集》,等等。此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往外,文通书局还出版一部分医学和佛教方面的书重庆,西南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凸显,贵州成为抗战籍。同期,文通书局印刷的报纸主要有:《贵州公大后方。随着国民政府迁到西南等城市,国内各大报》《贵州政报》《贵州晨报》《商报》《黔铎报》等。书局在贵阳纷纷设立分局,图书市场竞争异常激印刷发行的杂志主要有:《贵州教育公报》《贵州文烈。在此情况下,文通书局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献季刊》《贵州企业杂志》《晓鸡声》等。”[2]10的冲击,“贵阳地区业务有限,骤然增加许多书店和印刷厂,营业自不景色,文通亦深受影响。”[1]137为了 华问渠时期的文通书局让文通书局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华问渠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改组文通书局的决定。1932年,华问渠正式接手文通书局的经营管“文通书局人事管理层,华问渠任总经理,蓝平辅为理。此时,文通书局出现了经营困难和债务危机。协理,刘越凡任专员,华树人、陈可风为秘书,协助如前所述,当时贵州政局混乱,主政者频繁更迭,政办理文通书局具体事务。文通书局内设机构有编府欠账甚多,以致赖账的情形屡见不鲜,文通书局辑、印刷、发行三所。编辑所是文通书局新设立的深受其害。加之文通书局发展规模的步伐太快,又部门,由马宗荣、谢六逸担任编辑所正副所长,编辑 90 :..龚学敏:贵州近代印刷出版业兴衰启示聘请112名编审委员。”[6]6此后,文通书局又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设4个分这112名编审委员是当时国内学术界各学科领域的局负责中小学教科书业务。事实上,“七联处”依据知名学者、专家或政界名流。“编辑所职责是编辑各书局资金和资历情况,分配它们在全国供应教科各级学校教科书,编纂各种辞书年鉴及手册,刊载书的份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各占时政新闻,编辑各种杂志,编译各种参考图书。印23%,世界书局占12%,大东书局占8%,开明书店刷所分设铅印机器、铅印制版、铸字、石印、写真、雕占7%,文通书局占4%。尽管文通书局参与发行刻、装订七个部,其主要职责是印刷本局书刊,代印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的份额不多,但从发行范围和书籍杂志,承印票据图表,制作锌版铜版。营业部发行数量来看,已经颇为可观。1944年,在文通书经营范围是发行本局出版书刊,经售中外图书杂局昆明分局经理邓时铨等人的努力下,“业务兴旺,志,经售文具仪器图表。”[6]3文通书局经华问渠改组尤对教科书推销得法,每每供不应求,经营范围,远后,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印刷、出版周期大大及滇边各县。”[5]48由于教科书发行量大,需求稳定,缩短。成本低,利润高,享有政府优惠政策,文通书局获得 ”,发行中小学教科书教育部指定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华问渠时期,文通书局的发展与当时贵州政局缓解了文通书局资金运转困难的局面。相对稳定,以及抗战时期国内知识分子西徙南迁分华问渠时期,贵阳文通书局发展达到顶峰阶不开。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军势力渗入贵州,结段,取得辉煌成就,这可以从其出版物的种类和出束了贵州军阀混战的局面,贵州政局逐步稳定,文版物的内容两方面来看。就出版物的种类来说,文通书局进入发展期,承印业务日益增多。此外,抗通书局出版物有丛书、丛刊,“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战时期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很多文人学者纷纷从北成立以来的十一年时间里,共编辑、出版、发行丛书方、沿海等地来到贵州避难,他们在贵州兴办各种和丛刊,计有32种、191册左右。首先是《大学丛报刊,其“所有报纸,均托文通代印,工作之紧张,情书》最多,有30册。其次是《文通青少年丛书》有2况之复杂,莫过此一时期,工人增至四百以上”[5]44。辑20册。再次是《文艺丛书》,有15册。最少的是抗战时期,国内大后方中小学教科书缺乏统一的指《社会福利施设丛书》《中国天文学丛书》《诗焦点丛导思想,各地教材体例混乱,内容相差甚大。对此,书》《传记丛书》《应用心理丛书》等,均只出了1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3年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由册。”[8]从出版物的内容来看,文通书局出版图书主教育部成立专门组织编写和发行统一的中小学教要是以抗战爱国为主题,同时出版大学丛书、中小科书。文通书局因其拥有一定的出版实力,在业内学教科书、贵州本土书籍、教育书籍以及学术和文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并且曾有出版教育部国艺方面的书籍等,其内容广泛,门类齐全,社会效益定本的教科书的经历,因此,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好,基本上做到了“文、理、法、商、工、农、医、教兼织联营机构的大会上,其他各大书局一致同意文通收,专门通俗并重”[6]1。书局加入联营组织。同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导抗战胜利后,文通书局增设驻上海办事处,并下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委员会”正先后设有上海、广州、长沙三个分局。期间编辑所式成立,在“‘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委员由顾颉刚、白寿彝为正、副所长,编辑所的办公地点会’组织机构之下,设立‘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也一度由贵阳迁至重庆、昆明最后至苏州,继续从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为业务机构”[7]142。文通事出版发行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书局成为“七联处”成员,总经理华问渠当选为“七联处”监事,正式参与发行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特①关于各局的比例份额说法不一,在华问渠的《贵阳别是它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国内大牌出版发文通书局概述》和《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中都认为:行机构齐名,使其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七大书局之商务、中华、正中各占23%,世界占12%,大东占9%,开明占7%,文通占3%;朱联保在《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中认为:一,标志着它由区域性出版机构上升为全国性出版商务、中华、正中各占22%,世界占12%,大东占10%,开明机构。占8%,文通占4%;黎孑遗在《国民党正中书局之见闻》中认文通书局根据“七联处”机构运行的需要,设立为:正中、%,中华占16%,%,大了重庆办事处,派张志毅为代表,办理具体事宜。东、%,文通占10%。 91:.. 2021年第2期iaoYuWenHuaLunTan 允许其重新登记并通书局指导其设备的安装、操作等。因此,文通书保护其私有财产权。1950年,华问渠等应邀参加出局前期发展,田庆霖功不可没,这也从侧面反映华版总署召开的第一次出版会议,会议决定贵阳文通之鸿具有慧眼识英才的眼光。抗战时期,文通书局书局专门出版医学方面的书籍。1952年,文通书局面临国内各大书局的激烈竞争,华问渠任用马宗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从荣、谢六逸为编辑所正、副所长。此前,文通书局发而终结了40多年不平凡的历史。展目标定位很模糊。鉴于此,华问渠向马宗荣、谢六逸征求建议,马宗荣、谢六逸提出“志在灌输新知 文通书局发展壮大的原因识,以促进贵州学术,提高西南文化”[6]4-5的方针,以此确定文通书局的目标定位。此外,马宗荣曾任文通书局经过华氏两代人苦心经营,发展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主任秘书,文通书局能够加入“国贵州近代最大的书局乃至国内知名书局,其发展壮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委员会”,参与发行大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国家中小学教科书,与其在教育部供职背景分不开。谢六逸主编的《文通书局通讯》(简称《文 》),共出刊5卷22期,发表各类文章共计204文通书局创办初期,正是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篇,为传播中华文化、宣传抗战救国、繁荣国内学期:清末维新思想、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术文艺刊物作出了贡献,有助于提升文通书局在文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其后五艺界的声望。四文化运动兴起。这些重大事件对贵州社会产生华之鸿在经营盐业如日中天之时,将其毕生积了深刻影响。传播维新思想,学****西方文化,鼓吹累的资产投向陌生的领域———印刷出版业,本身就革命,都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由此催生是一种挑战,说明他勇于尝试新生事物。在创办文了印刷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文通书局创始人华之通书局过程中,华之鸿不惜花巨资远赴重洋采购日鸿抓住社会变革之契机,与贵州军政府密切合作,本制造的先进印刷设备和造纸设备,运用近代企业为文通书局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华之鸿抓管理模式培训员工,展现他有过识的胆略。华问渠住社会思潮变化之机,积极承印社会各界的报纸杂接手文通书局正是其多事之秋,面对濒临破产的文志,根据市场变化需求,将文通书局门市部升格为通书局,华问渠敢于打破文通书局传统的管理模图书部,经营图书,并在贵州各地开设营业网点,这式,改革文通书局的机构部门,聘用国内著名专家为文通书局发展创造了良好局面。抗战时期,国内学者到文通书局工作,加入“七联处”,发行中小学各大书局迁往内地,出版印刷业竞争激烈,文通书教科书,从而让文通书局再创辉煌,使其成为全国局面临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华问渠顺应形势发展,著名的七大书局之一,这与华问渠勇于开拓创新的与商务印书馆通力合作,销售各种图书,加入“国定精神密不可分。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委员会”,参与发行国家中小学教科书,不仅扩大了文通书局在全国的影 四、结语响力,还为它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通书局的经营与发展。文通书局编贵阳文通书局是贵州近代印刷出版业的代表,辑所聘任的112位编委会成员,是国内学术界各个也是贵州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缩影,其兴衰成败与学科的著名专家或政界名流,他们加入文通书局,中国近代社会激烈变革休戚相关。贵阳文通书局不仅有助于提高文通书局的图书期刊质量,也有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由此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战于提高它在出版界的知名度。时期国内著名的七大书局。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 ,勇于革新局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其自身具有民族资本家的软文通书局草创之时,华之鸿任用遵义官书局的弱性,即文通书局创办初期与贵州当局有千丝万缕田庆霖为经理,负责文通书局的全局事务。田庆霖没有辜负华之鸿委以的重任,他为文通书局聘用技①统计数据不含《中国文学专号》中的预告篇目,此术人员,培训学徒;为文通书局购买先进印刷和造数字含刊物中各期的《文通音讯》《作者介绍》《读者专栏》纸设备,三次远赴海外,并邀请日本技术人员到文《编辑后记》《出版书目》等栏目的文章。 92 :..龚学敏:贵州近代印刷出版业兴衰启示当地方政府频繁更迭,发生政府欠账、赖账国内著名的七大书局之一。抗战胜利后,国内各大的行为,导致其资金周转困难,处于濒临破产的边书局回迁原址,文通书局也曾几经迁移,无奈时局缘。华问渠经营文通书局之时,正值抗战正酣之动荡,发展处于低迷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际。为了重振文通书局,华问渠采取了两方面的措伴随公私合营,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结施:一方面改革文通书局内设机构,裁汰冗员,给企束其历史使命。贵阳文通书局是贵州近代印刷出业减负;另一方面联合内迁到大后方的国内各大书版业的先驱,其发展史也是贵州近代民族资本家创局,共同发行国民政府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其成为业史的写照。[1] [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人民银行印刷厂,1982.[2] [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9.[3] [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贵州省邮电印刷厂,1983.[4] [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5] [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6] [M]//:贵阳文通书局,1942.[7] “七联处”之始末[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 、丛刊的情况[J].贵州文史丛刊,1993(1):87-:aCaseStudyofGuiyangWentongBookstorePUYingqiu1,GONGXuemin2(1EditorialDepartmentofJournal,Guizho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China,550025;,Guizhou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Guiyang,Guihzou,China,550025)Abstract:AttheendoftheQingDynasty,thereformthoughtandthetrendoflearningfromtheWestwaswidelyspreadinChina,,duetothelackofextensiveandeffectivemedia,,Guizhou’srichestman,HuaZhihong,whomadehisfortuneinthesaltindustry,store,HuaWenqureformedinternaldisadvantagesofthebookstore,seizedvariousfavorablefactorsintherear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thusdevelopedtheWentongBookstore,whichwasonthebrinkofbankruptcy,’sestablishmentofWentongBookstoreandHuaWenqu’sdevelopmentofWentongBookstoreascluestoshow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WentongBookstore,:WentongBookstore;HuaZhihong;HuaWenqu;modernprintingandpublishingindustry责任编辑:杨波)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