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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怜悯,在涩泪涟涟中表现美和崇高,以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感伤文学得名于英国作家斯特恩的游记《感伤旅行》。英国感伤文学主要有感伤诗、感伤喜剧和感伤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感伤小说。哥特小说是18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它是对理性主义的一个反拨,因为理性主义不能对现实生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哥特小说以中世纪为背景,描写发生在阴森恐怖的城堡中的神秘故事和谋杀事件。故事充满神秘、恐怖、鬼怪和骇人听闻的超自然事件。哥特小说由英国作家华尔蒲尔首创,得名于他的同名小说《奥脱浪图城堡——一个哥特故事》。浮士德是18世纪末19初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浮士德对人生真谛和崇高理想的无限追求是通过他的需要程度来表现的,反映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的探索精神。从心理结构的行为动机角度看,需要是人的属性与活动的基本动力。根据需要的起源,人的需要一般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两大类,由此构成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多层次需要结构。浮士德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与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一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在他的追求过程中,他的需要有自己的结构和特点,显示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层次性。第一阶段:学者生活——知识需要。浮士德的最低需要层次是知识的需要。属于理性的追求,高于感官需求的层次,然而在浮士德的需要结构中,它却被置于感官的需求之下。原因在于这种知识属于中世纪陈腐的书本知识,它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蓬勃发展的精神格格不入,成了阻碍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新思想、新生活的羁绊,具有否定的性质。第二阶段:爱情生活——***需要。启蒙时期资产阶级行动的一个表现方面就是享乐,把满足自然欲望看作是幸福的基本内容。表面看来,资产阶级的享乐属于感官的需求,官能的享受,是低层次的需要,然而,它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神学幸福观相对立,具有解放本能、解放个性,肯定美好生活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具有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性质。浮士德需要结构的第二个层次***需要,体现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对现世人生享乐的幸福观,是精神探求的物质化和对他的最低需要层次的一个否定。浮士德的爱情悲剧说明了单纯的***需要不能开创通向“个性解放”的道路,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通过个人进取,成为社会生活主人的需要。爱情的惨剧没有打垮浮士德的精神,他很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领悟到人生不是仅仅为了爱的需要和感官得到某种满足,“人生就在于体现出彩虹缤纷”。他从个人“小世界”转入社会“大世界”,积极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第三阶段:宫廷生活——社会活动需要。社会活动需要属于事业的欲求,体现了启蒙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王权妥协,为封建王权尽忠的政治态度,同样具有否定的性质。第四阶段:艺术生活——美的需要。美的需要高于为宫廷服务的社会活动需要,是与当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古典美的认识相一致的,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古典艺术,古典美的推崇与追求,企图用美来改造社会的理想。浮士德对美的追求的破灭说明了古典艺术和古典美只能作垒战。《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肯定革命暴力。第四主张仁爱感化教育。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追求最终落脚到博爱,主张用感化教育解决社会问题。加西莫多被感化,冉阿让被感化。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雨果塑造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典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充满仁爱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爱斯梅哈尔达以德报怨,她是作者仁爱和美的典型。加西莫多是卑贱者的代表,外表丑陋,心灵伟大。为了崇高的感情,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冉阿让是理想的道德家形,他象当市长后,兴办慈善福利事业改变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雨果刻画反面人物,也赋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光明点,发掘恶人身上的美好人性,体现了他的仁爱万能的思想。孚罗诺是反动教会代表,但他曾经有过美好的人性和同情心。收养孤儿加西莫多,抚养兄弟。沙威是凶狠的宪兵,在冉阿让善举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放弃追捕冉阿让,投水***。雨果描写这些恶人身上的美德,使这些人物成为有争议的人物。总的说来,这些描写同样体现雨果一贯奉行的人道主义思想,善终将战胜恶,仁爱万能。《巴黎圣母院》的圆形结构——圆心结构的多层次对照在人物圆形结构析布局中,作者采用了对照描写的手法。正像他赞美莎士比亚的作品“字字都是对照”那样,可以说《巴黎圣母院》的人物个个都是对照。这种对照在人物的圆形结构中,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层次对照网。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对照也是人物圆形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的代表。爱斯梅哈尔达是一个“纯洁而光辉的人”,她用优美的舞蹈,和谐的歌声抚慰人们的心灵,驱散人们的忧愁。用仁慈的行动救助人们的危难,唤醒人们的心智。而孚罗诺却是一个“阴森可怕的人”,利用他的黑袈裟进行阴谋活动,用他手中的教权与检察官、警察勾结,像可怖的幽灵不断追逐着爱斯梅哈尔达。当爱斯梅哈尔达要公开他的罪恶时,他无耻地说:“人家不会相信你的话的——那只能在一件罪过上再加上一个诽谤的罪名。”活现出了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恶棍的的真面目。当他占有不成就把她置于死地,用“一个魔鬼的笑”看着她被送上绞架。这种善与恶的对照,使善者越善,恶者越恶,“善”被“恶”扼杀了,但却暴露了“恶”的精神上的虚弱与苍白,而善的力量却留存在人间。加西莫多惩办了孚罗诺,替爱斯梅哈尔达报了仇。小说结局表现了作者积极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爱斯梅哈尔达与加西莫多的对照。他们是两个被人互换的孤儿,一个奇美,一个奇丑。仪貌美丑的强烈对照,卓地绝衬托出了他们两个互相救援的动人情景,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第一次是爱斯梅哈尔达给加西莫多送水的情景,提示了爱斯梅哈尔达以德报怨的美好心灵。作者写道:“看见这么一个漂亮、新鲜、纯洁、妩媚,同时又这么纤弱的少女这样垂怜于一个如此可怜、难看和凶恶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动人的景。象在绞台上,这个景更象是卓的。绝”第二次是加西莫多救援爱斯梅哈尔达的情景,提示了加西莫多心灵的觉醒。作者写道:“这是一件多动人的故事;一个如此丑陋的人保护一个如此不幸的女孩——加西莫多救了一个判了死罪的犯人。这是自然界和社会上两个极端不幸的人互相接触,互相帮助。”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加西莫多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是义父子,义父表现了人性的异化,义子表现了人性的复归。孚罗诺曾以“极大的悲悯”,收养弃儿加西莫多,最后却发展为迫害狂;加西莫多曾对人类充满“仇恨”,帮助义父抢劫爱斯梅哈尔达,最后转变为人道主义者。义父对爱斯梅哈尔达充满占有的***欲,义子对爱斯梅哈尔达充满真诚的爱慕。加西莫多得知爱斯梅哈尔达爱法比,便“把一切痛苦藏在他自己心中”,主动为她去找法比,冒着生命危险为她打破屋顶上令她害怕的雕像。“他宁愿受她的虐待而不愿见她痛苦”。他对她说:“我们那边有一些很高的钟楼,一个人如果从那儿掉下去,还不到地面就会跌死;如果你愿意我从那儿掉下去,你甚至不须讲一个字,只要一霎眼就够了。”而孚罗诺对爱斯梅哈尔达却是另一种感情,当他听说甘果瓦是爱斯梅哈尔达的丈夫时,他“阴沉的眼睛里差不多冒出火来”,“狂怒地抓住甘果瓦的胳膊”;当得知爱斯梅哈尔达爱法比时,竟刺杀法比嫁祸于爱斯梅哈尔达。他在绞架旁威胁她说:“在它和我中间任你选择一个。”加西莫多自我牺牲的爱情和孚罗诺置人死地的***欲的对照,表现了两颗不同的心灵。这种弧向对照,揭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第三者是自我对照,即每个人物自身的对照。爱斯梅哈尔达的自我对照。她与其他人物的自我对照不同,表现为一种内外和谐的美与美的辉映。她是作者全力讴歌的对象,既有美的仪貌,又有美的心灵。在仪貌美与心灵美的交相辉映中,作者赞她是“完整的”美,“全能”的美。加西莫多的自我对照。丑的外貌凸现出美的心灵,在奇丑的外貌之下,跳动着一颗金玉之心。他原本蒙昧、凶恶,由于仁爱的感化而心灵复苏,成为人道主义的典型。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奥斯丁的创作是从反对流行的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开始的。为了嘲讽这类流行小说,她故意模仿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写作了《诺桑觉寺》(1803完成)和《理智与情感》两部小说。代表作《傲慢与偏见》。1847年,三姐妹同时发表了各自的小说,即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安妮的《艾格丽丝·格雷》。拉斯蒂涅从良心到野心的转变,受环境的影响大。他在《高老头》中接受了人生三课的教育。第一课:逃犯伏脱冷的教导:心变黑。第二课:鲍赛昂子爵夫人教导:极端利己。第三课:高老头之死:上流社会冷酷无情。从文学传统看,巴尔扎克的绝对***模式受到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影响。巴尔扎克在塑造典型性格时也借鉴了《神曲》,把人类的各种***写成了惊心动魄的罪恶,这些人物受着某种***的支配,扼杀了人类的其他感情,暴露出人性的低下和卑劣。其次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影响。巴尔扎克描写的***人物与莎士比亚的***人物相似。他们都擅长描绘各种***。莎士比亚对普通人性有一种深切的关注,用富于想象和夸张的方法塑造人物,巴尔扎克对典型的理解与他有共同之处。第三是莫里哀喜剧人物影响。17世纪莫里哀笔下的人物,都是某种单一性格的刻画,作者采取了喜剧的夸张法来手刻画人物身上某种单一的吝啬、虚伪、盲从、虚荣等***,以此表现社会的众生相和丑恶面。巴尔扎克直接受莫里哀影响,他同样以喜剧的夸张法,手刻画人们身上的某种***,把它推到极致,形成偏执狂式的绝对***,这些性格比莫里哀的单一性格更丰满、更突出,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由此显出巴尔扎克创作的浪漫主义因素。尽管绝对***模式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但它毕竟是巴尔扎克的独创,成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艺术的一大特色。狄更斯的良知模式按照人的天性良知,人物可以分为四类:可教化的孤儿、善良的怪人、自我牺牲的“吉神”、凶狠的恶棍。狄更斯——温和的人道主义狄更斯是一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他不像雨果那样充满勃发的***,他的人道主义是温和的,温情的。温情。狄更斯的温情不仅表现在善良人们兄弟般的情谊上,也表现在对恶人的处理上。对恶人的结局处理是从温情的人道主义出发的,狄更斯认为,只需写出他们缺乏仁爱、同情、怜悯就够了,而人类之爱具有巨大的感化力量,世界不在乎有这么几个恶人。他的小说大都是大团圆结局,这也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温情。感伤。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充满伤感的情调,这是温情的过分流露。他的作品比较多的具有多愁善感,他的伤感主要表现在对善良小人物命运的同情和怜悯,这种感伤气氛有时弥漫全书。狄更斯的感伤继承了18世纪后期英国感伤小说的传统,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气,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喜欢伤感的情愫。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感伤情调在当时被看作是人类感情的正常表达,代感情一深沉真挚的读者为之流泪。狄更斯的创作反映了他那时代的风气。说教。狄更斯在揭露批判社会罪恶时,有大量的人性论的说教,这些说教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道德正义,抽象理想。狄更斯的说教还表现在他以作者的身份和口吻阐发人性论的道理。行善。狄更斯从基督仁爱出发,主张行善,勿以暴力抗恶,这是他的人道主义的又一特点。他基本上是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安排情节和划分人物类型的。行善的最高境界是为了爱而勇于牺牲,《双城记》中的卡尔登为了爱路茜,代替情敌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