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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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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收北诗的优秀传统,在既有的诗路中注入北诗的文化因子。南北诗风就在两群诗人手中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风貌,这是北朝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在此,诗的存世数量已是之前的几倍;诗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已超越了南朝诗;诗体仍以五言为主,但诗艺更精;诗语修炼纯熟,已十分接近南朝文人诗的水平。而作为这一最高成就的标识,就是西部长安板块以南来诗人为代表的“庾王体”和东部晋阳板块以本土诗人为代表的“三才体”的出现。所谓“庾王体”,就是北朝长安诗坛以庾信、王褒为宗,在学习写作富有南朝诗某些形态(如文词之绮艳)的作品中,更具有北朝诗的精神内核——文词凄苍,充满北地风光和气质。这实际是一种南北合流的新体诗,其风格清丽而又不失苍凉,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评庾信诗时所言:“清新庾开府。”“清新”也正是庾、王新体诗的总貌。:..当然,北朝文人诗最终的成熟是南北两种诗风融会的产物,但无论是活跃于晋阳的本土诗人,还是独霸长安诗坛的萧梁遗民诗人,他们融汇的结果仍是以北诗的固有风格为美,以北诗的固有气质取胜三、北朝民歌具有别样的美学韵味历来论南北诗之优劣,皆以北朝民歌远胜于南朝。南朝民歌之《吴歌》《西曲》皆叙男女之私情,“浅斟低唱”、柔弱无力,而北朝民歌围绕战事,内容宽泛,“军中马上”、铿锵刚健,充满力与健之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首先,北朝民歌以诗的形式记录了诸多的民间历史细节,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功能。北朝民歌属少数民族文学,而少数民族文学最主要的文学元素就是强烈的叙事性。作为一个民族最珍贵的、需集体记忆的诸如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重要事件,往往以歌诗的形式记录、传唱,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史诗,从周人的《生民》到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等。尤其少数民族,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漫长历史中,全靠一曲曲易于记忆的歌诗,记录他们民族方方面面需要代代传承的东西。而北朝民歌作为当时北地各少数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晶,其中不少正属各族以歌诗记录其历史或当下事件的史诗。有些诗还有历史脉络、有人物、有具体事件等,在叙事诗一向不发达的古代诗坛,尤其珍贵。如《陇上为陈安歌》,记录了将军陈安的英勇善战、战败后逃跑的过程及死后人们对他的怀念,叙述详明,形象完整,可以看做是:..《琅琊王歌》八首虽各有侧重,但也偏于叙事。再如《咸阳王禧歌》《李波小妹歌》《慕容垂歌》《木兰辞》等,或叙述人物的传奇经历,或通过细节刻画人物的形象,皆属叙事体的歌诗。北朝民歌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有品格——语言朴素、气质刚健。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战争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有文化基因最终孕育出了“贵壮健”、尚武功以“力”为美的时代审美心理。北方少数民族一直以来无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相互之间无休止的掠夺战,使之逐渐形成了“贵壮健,贱老弱”和崇尚武功的社会风气与心理取向。而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生发出的民歌——来自民间的声音,肯定也是一种张扬武力、慷慨悲壮的长歌。比如《企喻歌》中颂扬的那位孤胆英雄,勇猛无比、气贯长虹;《折杨柳歌》中的健儿快马,更是人人企慕的对象;《琅琊王歌》中广平公这样的强势人物,亦是人人敬佩的英雄,如此等等。强健、勇敢加武功超群,是那个时代美的化身,是大众心里的偶像。因而,在北朝民歌中,男主人公身上充满阳刚之气,即使在行役中、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仍表现出一份庄严和不屈。就是女主人公,如李波小妹之流,也同样英姿勃勃,豪气不减男儿。北朝民歌中女子的形象,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那样的女中豪杰,如花木兰、《折杨柳歌》中“愿做郎马鞭”的女子,大约只有少数民族才有这样的女性,也只有少数民族文学才会这样地赞美一个女子。就是那首历来被认为受南方文风影:..诗的抒情主人公仍不失北国女子形象,仍敢于大胆表述相思之情,仍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北国豪情女子。因而,唐人李延寿所谓“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⑤,正揭示了北朝民歌因这样的形象存在而显示出的特有的民族风格。北朝诗歌,无论是文人诗还是民歌,皆体现出与南方诗歌完全不同的资质,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别样的美学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