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科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题目浅析宋子文与西安事变
【学术史回顾】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早在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时宋子文就对其存有戒备,1927年宋赴上海时却开始有了投靠蒋的想法,接下来宋一直在蒋的阵营中扮演着大管家一般的角色,再到后来宋的屡屡辞职激化了二人的矛盾,不得不说,蒋宋关系直到现在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西安事变中宋对蒋的出手相救,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宋为什么救蒋,如何救蒋,救蒋之后有什么影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流出,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可能被解答。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指出“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因为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得不于1933年10月辞职而去。这之后,宋子文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但他仍旧力图推动中国转向抗日……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推进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
司久岳在论文中提到甚至有人怀疑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两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而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郭岱君和林孝庭则对宋本人在《宋日记》中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身为西安事变当事人之一的宋子文,其对整个事件的观察,并非完全正确无误。例如12月21日他于西安分析整个时局时,得出几个结论,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至为团结,南京方面希望两人分裂,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又认为中共当时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维系在张、杨两人身上。而最后事件的发展,证明并非完全如宋在第一时间所判断的。”
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蒋宋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很多情况下表现出的是趋向分裂的态势,但即便心怀不满又暂时被排挤出核心圈子,于公于私宋子文也对蒋介石十分忠诚。反过来蒋介石虽然对宋子文怀有戒心,但也仍旧视其为重要的部下。因而,宋子文对蒋介石出手相救也是有理可依有据可查的。至少,对于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排除的,我们主要需要讨论的,也应该集中在宋救蒋的动机和这对他的影响等方面。
近年,一批西安事变的史料相继公诸于世,我们小组的论文基本就是构筑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已为大家所熟悉的蒋日记与宋日记,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先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中择要选出,共计收入89封电报的《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台北国史馆2002年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三)剿共与西安事变》,以及《西安事变史料》6册、《王子壮日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陈公博著《苦笑录》与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等。尤其是2012年4月1日,台湾当局正式解密国民党原特务头子戴笠的手稿等史料,共59卷22382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等方面,其中也有戴笠当年亲身涉险经历的西安事变相关手稿和资料。
【论文主体】
1936年12月12日,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转向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尽管张、杨与中共握有主动权,但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各方均颇感骑虎难下。一致抗日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大舅子兼大管家宋子文顶着巨大的压力,携宋美龄和戴笠赴西安谈判,终于救下蒋介石,给西安事变画上了和平解决的句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宋子文敢于冒风险来到西安进行谈判,他和蒋介石之间有着怎样难以捉摸的联系?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时间稍向前追溯一段,从西安事变之前的蒋宋关系谈起。
西安事变前的蒋宋关系
蒋宋关系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或多或少存在妖魔化与神化的成分;宋子文也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官僚资本家,利用和蒋介石的亲家关系在大陆敛财的,对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历史罪人。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往往不是那么简单明确的。杨天石先生在他的《解读蒋介石日记》中就说蒋介石是“一个温和、柔弱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既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在他看来,蒋介石有五大缺点,好色、暴躁、多疑、任性、孤僻。陈枫先生也在他的《蒋介石的处世为人》中提到蒋介石“对于自己,他好强好胜,由此能够‘自强’和‘奋斗’;对于他事,他以强硬态度和硬对硬的做法相处理,体现了一代强人的蛮横和斗勇”陈枫《蒋介石的处世为人》团结出版社
冯玉祥将军也对蒋介石有过这样的描述:“孙先生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