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称娘
( 2012-06-0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民忆之中,上海因其公共管理、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而成为所谓典范性的“东方的巴黎”,北平在时人和后人的历史论述中间,往往是跟一个传统而乡土的故都形象粘连在一起,也就是它不显得那么现代和便利。
那时的北京
可是在海伦·斯诺(美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的晚年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呈现的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印象:“北京以东方治安最好的城市而闻名。交通警察都是些彪形大汉、相貌英俊的山东人,显出一副快活、友好的神态——至少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是这样。我极少看到在上海司空见惯的那种凶残劲儿,上海那帮子印度巡捕,经常在大街上用警棍敲打黄包车夫和苦力们的脑壳。北京有上水道、下水道、电灯以及有轨电车设施,主要大街是碎石铺的地面。”
这是新婚不久的斯诺对1933年的北平印象,她与斯诺用很少的费用就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个四合院,并安顿了下来,并且有余力经常举办各种上流社会的鸡尾酒会和各种聚会。在写给斯诺妹妹的信中,她显然对在北平的奢华而廉价的生活津津乐道:“我们有三间佣人住的房子及浴室,有五间带浴室的房子及灶房供我们自用。房子都盖在庭院的四周,像西班牙别墅那样,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庭院砖道之间有一个小花园。……有位花工带着长成的花木,每周来这儿转悠一次,他那些花木的售价,低廉得叫人难以置信,有时一美元(二十五分金币)买一百株。假如我们心血来潮,就把叶凋花败的拔掉,再换上一些含苞待放的新花……下一个周末,我们打算到西山远足,我们要骑驴游山,沿途在几座著名的佛教古刹歇夜。”
斯诺将美,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极大地震动了习惯于周旋在熟人世界中的个人,大门口开始出现了陌生人,而迎接陌生人的不再是疑虑、惊惧与本能式的排斥,而是敞开胸怀的欢迎,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与交汇。直到垂暮之年,斯诺仍旧不能忘怀她与先生筹办的第一次鸡尾酒会,他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一种反叛的意涵:“北京的女老板们有一条严格规矩:决不许混进杂人。然而我想要一举摆脱我们的一切社交义务。在沉静严肃、老于世故的北京,从来没举行过这么一个无所不包的聚会。我不仅邀请了日本人,甚至还请了几位中国人,这是极为少有的做法。”正是在这次聚会上,斯诺夫妇结识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并成为终生至交。
“幸福”的代价
当时的北京,享受上流生活在这些外籍人士看来太轻而易举。时隔数十年,斯诺还记得当时的基本开销:“布置整个住宅的全部费用约为一百美元,约合四百到五百大洋。我们在北京期间,每月生活费大约为五十美元——我们过得像王侯一般。每月八十块大洋的伙食费,大约是二十美元,包括正式请客的费用在内。因为外汇率变了,我们的花费更少。房租十五美元,两位仆人每月八美元,中文教员五美元。”而在当时北京的外籍人士的交往世界中,一种“地道的北京方式”的生活就是“租住一座清代的皇宫,摆上种种古玩,训练一大帮仆役,款待访问的贵人名流。周末,你还要在西山租赁一座古庙,在跑马场养一群马匹,供打马球、乘骑、赛马之用。你要去北京俱乐部打网球,去狗展把你的狗给人看”。
而在几乎同时代曾经生活在北平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的记忆中,北平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简直就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