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全球价值链治理
简介
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帮助说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它利用三种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来识别三个在全球价值链是治理和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变量。这三个变量是:(1)交易的复杂程度;(2)识别交易的能力;(3)供应能力。这一理论把现实的价值链分为五种治理模式:科层型,领导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按照合作意愿和权力的不平衡程度从高向低排列。本文通过四个简单的产业研究案例:服装、自行车、园艺和电子产业集中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力和重叠的本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方面。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是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这二者推动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公司的解体。跨国公司逐渐把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向创新、产品战略、市场营销及生产和服务的高附加值环节集中,同时大力削减一些非核心的功能如普通服务和批量生产等。这种转变为大量介于科层型和市场型之间的各种网络治理模式的诞生垫定了基础。本文的目的是为更好的理解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转变提供理论框架。我们希望能够为现实世界存在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治理提供一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
全球范围内生产组织的演变不仅仅影响公司发展和产业结构,而且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如何及为何前进与后退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和政策制订工作对全球生产和分配体系组织方式及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我们的愿望之一就是为各国制订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就业创造、减轻贫困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全球经济的片断化,协调及网络化的起因
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变动本质的起点包含在增值链中,正如专门研究全球经济中国家和企业战略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从最基本的形式上讲,增值链包括技术,原材料与劳动力投入,经过加工的投入品再经过组装,营销和分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公司可能只从事其中的一环,也可能垂直整合整个生产过程(Kogut,1985)。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那些活动和技术公司应该自已持有,那些应该从外部采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应该如何在全球分布。
贸易经济学家们同时也关注全球生产是如何组织起来的。Arndt和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段化”来形容同一产品加工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他们认为这一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新生事物。这种片段化使不同国家的生产过程被整合成一个跨国界的生产网络,这一网络可以在一个公司内,也可以在公司之间形成。Feestra(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明确地将全球经济中“贸易一体化”和“生产过程的分离”联系起来。通过贸易不断出现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带来了跨国公司地理上的分散,因为跨国公司发现提高在国内外采购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的比例对它们是有利的。这已经带来了零部件和中间品国际贸易份额的不断增长(Yeats,2001)。
如果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和公司之间的“片段化”不断提高,那么这些片段化的生产活动如何来协调呢?Arndt和Kierzkowski的观点很明确:所有权的可分离性是跨界生产组织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产权分离无法实施,那么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就可能是一个首要选择。如果产权分离是可行的,那么委托加工等方式就会提上日程,而外商直接投资就不会扮演主要角色。(2001:4)
这一关于全球生产如何组织的二元化观点,即或者通过市场或者在跨国公司内部,可以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公司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何种程度下公司会为特定交易进行资产投资——资产专用性加以说明(Williamson,1975)。对于标准化的产品,由于它们便于描述和定价,市场机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协调的要求下降是因为标准化的产品
很容易在合同中描述且可以批量生产和存储,待客户需要时随时供应。同样因为标准化的产品由众多的供应商来供给,顾客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
反过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又为公司自己从事一部分生产活动提供了原因。首先,产品或服务个性化越强,其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这就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从而使这一产品要么无法采购到,要么由于投资安全性而极其昂贵。其次,即使不存在投机风险,当公司之间关系需要更多协调时,交易成本必然上升。例如,非标准化的投入品和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架构涉及更复杂的设计信息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之间更显著的相互影响。一体化的产品架构更需要非标准的投入,而特殊部件设计的变化会带来系统其它部分的设计变更(Langlois和Robertson 1995,Fine 1998)。同样,对时间因素比较敏感的零部件其协调成本也会上升,要使分散加工与整个链条渐次投入保持同步必须进行更紧密的的协调。
毋庸置疑,认识到交易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