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白族的原始宗教观
剑川海门口文化与白族原始宗教
大凡讲到云南的历史,讲到白族的原始宗教,可以说无不与剑川海门口文化相关联。
文化人类学专家罗康隆先生讲过:“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一定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间,这片自然空间中所有自然特性就构成了该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罗先生还特别谈到:“生存于不同生境的人们共同体,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并凭借这种文化,结成了一个社会聚合体――民族。”“也正因为如此,各民族的特点往往可以上溯到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正是民族相对稳定性的体现”。
1957年,在剑川海门口“栽弯改直”工程实施过程中,曾经发现了一批石器、铜器、石范、陶器、木桩等文物。为了彻底证实这些文物的确切年代,1979年国家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事后,因考古队赵队长去世,导致这一次考古成果依然没有完整的结论。
2008年1月8日至5月25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当文物清理工作越来越接近尾声时,只见在4000平方米范围内,一片又一片粗细不同、长短不一的“杆栏式”建筑木桩静静伫立在探方之中。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杆栏式”木桩,不由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随着考古队员细心的清理,木桩四周许许多多的石器、陶器、角器、青铜器和碳化谷、麦、粟、碳化麻布片等等文物出土,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次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化层从下而上共分十层,底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殷商、汉、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直至近现代。各种文物分布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中,其中,探方堆积最深处距地表320厘米,探方堆积最浅处不低于地表160厘米。10-9层地带的底部保存有各种非湖底草类碳化物。
此后,省考古研究所通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院等部门对遗址中的木桩、碳化稻、麦等实物进行了碳十四测定,证实了距今5300多年前的剑湖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土地轮耕,稻麦复种的科学技术,从而推翻了专家们曾经提出过的“古代的小麦种植不过长江”的论述。又从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石范、铜矿渣、铜料和青铜器实物所证实,距今3000多年前的剑湖先民已经在本土上掌握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从而让剑湖的先民们在云南先期“由原始公社跨进了阶级社会的大门”。
海门口遗址中的众多文物证明,5000多年来,海门口先民们曾经倚仗着剑湖生产生活,繁衍生息,为云南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同时,也因受剑湖周围各种自然灾难的侵害,海门口先民们,也曾经在生产生活的实际中,为云南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大自然给予的恩赐,大自然给予的患灾,为剑湖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在实践中剑湖先民们不得不依赖当时朴素简约的思维理念,把大自然造就出的平安与吉祥,灾难与惩罚,都归结于上天主宰的某种意愿。于是慢慢地,剑湖以及洱海地区的这些土著族群的“万物有灵”观、天地观、生死观、灵魂观等各种虚无缥缈的民族宗教理念便自然地在他们的思想认识深处产生、发展、扩散、流传开来。
如同任何一种民族的原始宗教理念,都必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磨练之后,才能形成民族间相对稳定的一种较为系统的宗教理念那样,今天仍然生存于白族族群中的这种白族原始宗教理念,经历了近万年的历史进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原始宗教理念,一般都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产生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当海门口的先民们经过数千年原始分散的、单体的个人信仰,经历过不同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等“万物有灵”崇拜的尝试之后,随着族群、部落、部族的逐步聚合成形,原有散在的各种信仰通过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许许多多的零乱分散的宗教理念,便逐渐转化、汇总,发展成为集体、群体的一种社会信仰。
从原始社会直至南诏王朝建立的前期,当白族族群中逐渐产生出原始宗教观念的同时,白族族群中也相应自然地产生出了一批传播原始宗教的专业神职人员,通过专业神职人员在生活中的不断总结、提升、整合,白族原始的天地观、生死观、灵魂观得到了逐步稳定,形成了白族独有的一种具备了白族原始宗教特质的系统的民族宗教文化观念。
从现存《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一系列史料所反映,殷商至南诏中前期,传播白族原始宗教的这些专业神职人员已逐步在洱海流域,剑湖地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原始宗教组织体系,史称“朵兮薄”教。按照白语解释:“朵,大或伟大”的意思,“兮薄:神秘术尊者”的意思。南诏未立之前,“朵兮薄”教的地位很高,他们曾经参与“六诏”各诏的政治活动,甚至在“六诏”中占据了国教教主的地位。唐南诏中后期至大理国时期,随着云南佛教密宗阿吒力“国教”地位的确立,
“朵兮薄”教被迫解体分散,离开王权政治,走向了民间。
元明清以后,分散于民间的白族“朵兮薄”的祭祀活动已完全被隔离于各种宙宇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