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
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如下文
一、感物道情与圣贤气象
正是通过情的审美感化上升到志之境界。感物道情是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从诗言志(《尚书》)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感物吟志(《文心雕龙》),再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都是强调诗歌之情的感物而动的性质。古代文人认为,诗所表现的情是创作主体受外界客体的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心灵感触,朱熹继承传统诗学思想,在其理学性情理论下,形成了自己的感物道情的诗学主张。感物道情可以说是朱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具体来看,诗人所感之物包括自然景物,这是感物最主要的内容,在朱熹文论和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频繁。《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朱熹对作品中的植物、香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有时甚至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医书中的术语进行考证。所感之物也包括社会事物,尤其是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遭遇与社会事件。在这方面,朱熹借鉴司马迁发愤着书与韩愈不平则鸣等思想,并融入感物道情,使其理学思想与文艺批评理论更加圆融,主要体现在《楚辞集注》中他对屈原及其辞赋的评价。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自己的人生遭遇出发,朱熹得出《离骚》是体现屈原忠君爱国之情的结论。感物道情的另一方面是道情,在朱熹看来,所道之情既可抒发愤懑之情,如《楚辞集注》中对《天问》的品评: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书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楚辞集注》卷三)也可抒写男女相悦之情,如他对《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只要出于正就会给予客观的评价。当然,另一类诗像《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郑风?将仲子》《郑风?有女同车》,朱熹把它们归为***奔之诗,其标准于儒家的思无邪,也和他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相统一。但朱熹否定的仅仅是不合于理的,没有受到理的节制的私语,而不是一切正常的情感,所以朱熹认为情感是合理的存在,它是人性的外观,是不应逾越节制的。这对于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来说,实属难得。
(一)《楚辞集注》中的忠君爱国之志
朱熹《楚辞集注》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把《楚辞》仅仅看作是骚人词客吟风弄月、露才扬己之作,其主要目的而是要发明屈子微意,挖掘蕴藏在屈原作品中的高尚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这一方面与朱熹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文学感物道情的独特见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泪呕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卷首)类似忠君爱国这样的表述在《楚辞集注》中随处可见。如他评价《湘君》: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楚辞集注》卷二)说《山鬼》是: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楚辞集注》卷二)忠君爱国不仅体现出《楚辞》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诗歌固有的道情这一本质内容,这正是朱熹对楚辞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情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