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过渡时期的市民身份与市场逻辑论文
一
随着农民流入城市速度加快和滞留时间延长,国内社会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点发生了转向,更多地开始对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职业、社会生活现状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深描,研究目的也从单纯的对策性研究转向结合有关理论的探讨。
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流动者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现有研究多持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 H. Marshall)所说的市场化和市民身份获得之间是积极的、直线式的关系;也不像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所期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民主制度的兴起。90年代后期或者说在制度过渡时期,市场重新阻碍着流动者获得市民身份,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同时,市场化也在促使市民身份的重建。
本书作者认为,在从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和分配公共产品的计划经济型社会,向市场配置资源或向市场整合经济的市场型社会的制度过渡阶段,市场化的结果必须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制度遗产相结合才能被理解。在这一制度过渡时期,户口制度这一关键性制度遗产同时获得从城市普通居民、公安和劳动等政府部门、经济发达地区等社会群体及官员的支持。正是这一强有力的潜在联合使这一制度得以维持,所以90年代后期市场化加快并没有改变官方所定义的市民身份内涵和分配模式。
同时,不仅仅是国家通过政府官员、种种制度与规则、行政机构来阻止流动者成为官方认可的城市市民,而且市场化在城市居民中形成一种计算成本与收益的竞争性心态,这一心态强化了对流动者的歧视乃至仇视,认为后者威胁到他们拥有的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和福利享有,并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病归罪于后者。特别当市场经济将坚持公平分配原则至上的政治制度内涵榨干乃至拖垮之时,更是如此。这有点类似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宣称削减社会福利并引进难以控制的市场不确定性后,原受益者的期望受到动摇,引发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排外情绪。此外,市场化也鼓励政府部门对这些流动者进行非透明的费税征收,以获得财政收入,即对流动者商品化。
另外,流动者对市场因素使用也没有使他们融入到城市社会中,但这种市场化提供了新的联合方式、新的规则、新的城市生活,或者说新的行动空间。这进而侵蚀着长期以来官方明确定义和执行的对市民身份的界定及其待遇。即使当国家排除、歧视、商品化流动者,甚至阻止后者成为城市成员时,受到市场化与流动者联合侵蚀的国家自身也正经历一定程度的变迁,它被迫为控制范围之外的流动者供应生活用品。
四
苏黛瑞研究采用了国家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7。这一范式要求,对国家社会主义变迁过程和结果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安排,不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党和国家精英,而必须研究经济、社会以及经济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既不能假定有效市场,也不能假定统治结构;同时市场化也不局限于经济交换的媒介即市场的成长。或者说,任何对农民流动的研究,都应对国家政策法规、经济制度、非正式规范、经济行为嵌入其中的社会网络诸领域间相互关系的变迁予以关注。
正如该书书名所提示的,它讨论的是「流动者、国家与市场逻辑」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制度过渡时期的中国,由于导入市场因素,使国家社会主义形态逐渐发生变化,使国家对地方、部门和职业的指令性管理逐渐放宽,市场化也为那些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