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张伯苓的三次“失策”
周利成
天津市档案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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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17日, 是南开学校43周年校庆日, 也是校长张伯苓从教49年的纪念日。天津新星报社出版的《中国内幕》的记者海天采访了张伯苓, 他在慨叹张伯苓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景仰张伯苓先生倡导的南开精神的同时, 却又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三个“问题”, 进而指出教育家张伯苓一生中曾有三次“失策”。
弃武从教
张伯苓回忆起当年在威海卫“同济”号军舰上见到的最痛心的一幕:“我正在那里, 并且威海卫的旗子两天内换了三次。我看见龙旗替下来太阳旗, 第二天我又看见龙旗被英国旗代替了。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 惟有赖一种能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张伯苓从十三岁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艰苦从军八年, 放弃海军生涯时正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海军军官。记者海天认为, 假使以张伯苓献身教育事业的毅力和精神, 让他继续训练中国海军, 说不定中国早就有一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海军了!小日本面对我们强大的海军, 就不敢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 更不会发生后来的“七七事变”了。那么, 南开大学何致被日军炸毁, 中国何致沦陷八年?当听到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 张伯苓笑着否认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他说:“办海军, 政府需要拿出大批的钱, 自然和办一个社会事业不同了。”
今天看来, 海天的这一想法不免偏颇和天真, 甚至有些调侃的味道。正如张伯苓所讲, 这两件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有了严修的鼎力支持, 张伯苓的执著追求就能实现, 但统领中国海军仅仅依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同僚的配合、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试想,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 哪里有这样的政治气候呢?
参与政治
张伯苓曾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主席团主席, 并且为国事多方奔走。但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做官想法。东北易帜后, 1930年张学良首次进关时, 世间曾有一度传说张伯苓将出任天津市长, 但张伯苓却对友人说:“我要做官早就做了, 何待今日?”其友人说, 民国初年, 大总统黎元洪是张伯苓的同班同学, 如今很多部长、省主席、市长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就有人说, 之前是天津的南开, 今天是南开的天津, 他如果想做官便是轻而易举之事。倘若做官是为国家服务, 张伯苓宁愿多造就一些服务国家的人才。抗战初期, 翁文灏以地质学家而入阁经济部长, 同时加入国民党。当时, 陈布雷、张群等都曾劝说张伯苓也加入国民党, 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此后, 张伯苓潜心研究三民主义, 景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 誓以终身为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41年, 孔祥熙转托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多次游说他加入国民党, 张伯苓终于答应了, 时年六十五岁。事后, 蒋介石听说了, 非常高兴, 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大成功!但海天认为, 张伯苓参与政治是国民党的巨大成功, 却是他本人的一大败笔。站在中国文化教育的立场而言, 张伯苓的这一举动更是一个巨大损失。倘若张伯苓不加入国民党, 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声望会更大。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复杂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