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盛泽丝绸贸易
周德华
盛泽位于丝绸之府苏杭湖三角地带内,此区明清以来是我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地。盛泽民间丝绸业发端于明(洪)熙宣(德)年间,发展于成(化)弘(治)年间。至嘉靖,绸市初具雏形,至近代与苏杭湖并称我国四大绸市。正如《折芦庵记》所载:“吾邑宅笠泽之阳,介湖秀三郡之交,蚕桑之利走天下,商贾四来,营营矻矻,向道为难。”
古代绸市
盛泽古名寅亥市,“宋元间暨明初惟寅亥日稍盛,故名,盖古亥市之意也。”这是隔日一次的农村自然市集,属草市性质。《盛湖棹歌》中也有“亥市辛街枕碧流”之句。
据乾隆《盛湖志》记载,盛泽在明成弘年间因丝织业之发展而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至嘉靖时则“居民百家,锦绫为市”。徐崧在其七绝《盛泽》中之前两句“神宗以后始繁奢,狭巷穰穰闹日斜”,作了人稠物穰之描写,此景象是在万历以后逐渐出现的。徐崧系徐师曾的后代,徐师曾与曹一麟合綦嘉靖《吴江县志》。徐崧诗中后两句“不见吾宗修志日,居民只有百余家”,印证了嘉靖至万历年间盛泽绸市的发展。
明天启年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绘盛泽为:“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崇祯年间,本地诗人周灿(进士)在其诗作中,曾用“小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进行概括。可见明末盛泽丝绸已行销九州。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遂成巨镇”。顺治四年(1647年),盛泽设镇。康熙年间“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至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入市交易,日逾万金。”乾隆《盛湖志》则有“与郡阊门埒”之句。丝绸贸易之兴旺,经济地位之日益重要,吴江县衙门在“乾隆五年(1740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绸市繁荣,吸引了各地客商,人口日增,乾隆九年全镇人。达16682人。
明末清初,盛泽镇东北之黄家溪及东南之新杭亦分别成为绸市。两地均傍江南运河,地理位置较盛泽优越。黄家溪距盛泽
6公里,现为黄家溪村,乾隆《吴江县志》载:“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云”。道光《黄溪志》(卷八)曾记述明万历年间徽商前来贩缯。当地诗作中还有“衣被中原到九氐”之句。史载黄家溪还有丝领头绸领头之类的中间商,“每日收至盛泽王江泾牙行卖之”。由此推知,黄家溪调市规模较盛泽王江泾两地为小。弘治《吴江志》记述,新杭“居民千家成市”。新杭即今盛泽镇群铁村,与嘉兴县王江泾一水之隔。明初,王江泾已蔚为丝绸大镇。新杭与王江泾一衣带水,在经济上溶为一体。当地文人张燕昌《鸳鸯湖棹歌》中,有“估舶连墙千里集,新杭桥外贩吴缯”之句。
古代,盛泽地区丝绸流向以北方为主。道光《黄溪志》(卷一)中说:“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陈毓乾在《新杭竹枝词》则述“有时千匹万匹练,却上江船汉口行。”盛泽地区绸匹已经溯江而上,到达九省通衢的汉口,再转销到中原各地。《石点头》中亦有新杭一带绸商专做汴梁生意的记载。清初,外省商人在盛泽建立诸多会馆,北方各省建立的如济宁会馆、山西会馆、济东会馆等。
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二百年间,江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丝织手工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盛泽绸市正是在这一期间发展壮大的。江浙一带以产绸及绸市发达著称的市镇有四处,即浙江濮院、王江泾、双林及江苏盛泽。前三处的形成和发展均较盛泽为早。濮院在元代已是“市中立四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王江泾“自宋元明以来……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双林早在南宋已有收购纱绢的集市——绢巷。四地互相影响,又彼此竞争。濮院“至嘉道后,绸市渐移于江苏盛泽,而濮市乃稍稍衰息。”濮绸经盛泽转销各处,已见于乾隆十八年褚凤翔所写的《禾事杂吟》,“濮绸新样似西绫,染作宫衫见未曾。一夜北镳来盛泽,机中富贵价频增。”而双林所产生绢,“与盛泽绸相似而稍逊,”在市场角逐中渐居下风。
近代绸货销向和绸市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盛泽丝绸转向外销。实力雄厚的绸行纷纷在沪建立分支机构,通行洋行开拓外销业务。光绪十年(1884年)盛泽、王江泾两地绸商在沪建立盛泾公所,以推动出口,维护两地绸商的在沪利益。民国时期,盛泽绸行在沪设业务机构者多达60余家。
近代,盛泽绸产行销世界20余国,其中纺类系列产品被誉称为盛纺。民国初年,年销欧美五六十万元。民国8年及10年,我国驻朝鲜元山、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玄(元)生纺是染黑的生绸,透气耐垢,为南洋华工所喜。香云纱俗称拷皮,风行于港澳一带。高丽纱为专销朝鲜的纺类织物,用作礼服,同光年
间极为畅销。民国13年(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