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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谷子和稻谷之后，按照年代的顺序应是小麦和大麦。商代甲骨文中小麦有两个名称，大麦却一个也没有，考虑到小麦是一种“奢侈”的谷物，大麦却不是，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大麦，也不能就肯定商代晚期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麦。除开古文字的证据外，中国一直没有史前小麦和大麦发现。安徽北部淮河沿岸一个龙山文化遗址虽曾发现近1公斤炭化小麦籽粒，但因为装在一个周代陶罐中，一些慎重的中国考古学家不认为这些小麦属于史前时代(：P160—161)。
由于西方对小麦和大麦的科学和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已非常精深，中国农史学家已无必要再来检验这两种粮食作物的起源。中国北方肯定不是小麦的故乡，因为这些谷物原产于西南亚冬季降雨地区，而中国北方的气候和降雨方式同西南亚和东地中海截然不同。甚至今天小麦在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生长也有困难，因为这些地区降雨量不均匀，尤其是经常出现春早。
许多谷类作物的中文名称都有禾字做偏旁部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小麦的中文名称‘来”和“面”(麦)，大麦的“麰”(牟)，文字学上全都是从“来”字派生而来，来字在这三个字上都为偏旁部首。谷子的起源在许多诗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而提到小麦的很少几首诗总是说这种粮食是天上的神赐予的，从而可知小麦不是起源于中国北方，可造字的聪明人又不知道它原产于何地，只好说它来自天上，因此就有了来这个偏旁部首。因为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甲骨文中发现有小麦的字形，而大麦很有可能是和小麦一起引进的，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谷物是在公元前第2,000年期间来到中国的。
小麦和大麦引进中国后的一千多年里，在北方的发展似乎并不迅速，周末和汉代的各种古书表明它们在低地平原的境遇要好一些，那里的降雨量高于黄土高原。公元前二世纪着名的学者和哲学家董仲舒在其所着编年史中充分反应了小麦和大麦在半干旱的黄土高原遇到的困难，他敦促皇帝鼓励黄土高原人民多种小麦，这说明当时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太愿意种植小麦。
应当指出的是，直到公元初年，小麦和大麦一般是作为旱田作物在中国北方种植的。这种旱作农业只有在屡经试验发现了保持土壤水份的某些特殊方法之后才有可能实行。公元前一世纪的着名农书《泛胜之书》的残篇提供了有趣的独具一格的中国式小麦种植法的资料：
“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
秋旱，则以桑落时浇之。
冬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公元前中国的这些方法大多是很巧妙的，尤其是黎明前露水的利用。露水对于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重要性在西方直到最近也还几乎未被全部认识。正好一位以色列科学家杜德瓦尼(ShmuelDuvdevani)的发现所表明的，在许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清晨的露水“可能等于每年10英寸的降雨量”。
《泛胜之书》中首次提到了旋麦即春麦的存在。因为春麦曾在古希腊比较寒冷的山下乡村生长过。
大豆很有可能是在有史时代早期驯化成功的，周代史料精确地指出了首先驯化大豆的地区。周末汇编的《逸周书》内专有一章描写周灭商后不久，各地人民向周天子进献贡品，其中提到公元前八七世纪曾扩张到河北东北部的原始通古斯人种的一支——山戎人交纳“戎菽”作为贡品。在《诗经》的一些诗歌中大豆既叫“菽”又叫“荏菽”。汉代古书的注释者认为“荏”是“戎”的变音，也就是说“荏菽”是山戎人贡品“戎菽”的变音。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尤其重要的是，《逸周书》中部分章节精确地指出了驯化大豆的地理和种族起源。《逸周书》公认是周末编成的，但是它的记载也为其它周末着作所证实载周灭商后不久，各地人民向周进献贡品，其中包括山戎人和肃慎人——满州的另一支原始通古斯人种。成书于公元前七世纪初，据说为山东齐国名相管仲所着的《管子》收录了许多宝贵的周代史料(虽然此书的汇编直到汉代才完成)。《管子》对这个问题则另有说法，据其记载，齐桓公率军队进击山戎(山戎对它的中国南方紧邻曾是一个严重威胁)，带回了“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37）。其它晚周着作指出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664年。《春秋·谷粱传》记载公元前663年，齐国国君把一些新得到的大豆作为个人礼物送给邻载全都说明，虽然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周人就已经知道了大豆，但是大豆在中国北方的广泛种植却是在公元前664年以后。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前四和前三世纪的许多着作中，总是说大豆和谷子同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西方最权威的大豆驯化的研究认为中国北纬35°到45°地区是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区。从周代许多着作的记载来看，满州平原是野生豆类最集中的地区。山戎人居住的丘陵地区位于野生豆类集中产地的西南边缘。大概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利于野生大豆的自然繁殖，山戎人必须选择驯化的方法。经过长期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野生豆类最集中的起源地和驯化地似乎是在北纬40°到45°之间，准确地说，这个地区是从满州平原中部向西南延伸到现在北京以北山石裸露的长城以东。尽管周代着作的记载很翔实，我们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周灭商之前好几个世纪，大豆可能就已经在满州平原上被除山戎人以外的通古斯人部落驯化了。
不管怎样，大豆无疑是古通古斯人对中国农业的一个重大贡献。从大豆今天在美国农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说，从大豆在世界贸易中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来说，中国主要通过稻谷和大豆对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要比瓦维洛夫和其他植物学家所认为的大得多。
大豆一旦为周人所认识，它的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就被农民和其他发展中文词汇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同其它粮食作物的早期中文名称不同，这些名称强调茎和叶，代表大豆的“菽”字却强调根瘤。因为数字“三”象征着多，所以在“菽”字的下部用三个长点象形地代表由于根瘤菌而形成的根部鼓起来的小瘤。
大豆的驯化和传播对中国农业和古代中国人的营养做出了很大贡献。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周人终于发现这种作物并不消耗土壤的肥力，相反却能帮助储存和增加土壤的肥力。大豆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提供廉价而又丰富的蛋白质，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资源，虽然一开始不知道榨油技术。直到大豆被驯化并广泛种植以后，古代中国的种植体系才开始均衡起来。从公元前664年比较广泛地种植开始以后的三个世纪内，大豆和谷子是淮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作物。从谷子首次驯化到大豆首次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表明中国古代农业体系的成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试验也有挫折，这个体系的缔造者不仅是原始的中国人，而且还有现在居住在中国领土之上的其他民族的祖先。
最后，我们来讨沦一下两种工业原料植物——大麻和桑树。在仰韶的陶器上曾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印记，但无法辨认是何种纤维。安特生认为是大麻(CaanabissativaL)，这可能是正确的。瓦维洛夫凭借他广博的植物地理学知识认为中国北方可能是大麻的原产地之一。在黄土高原和低地平原的剖面层的孢粉中都有桑。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桑与大麻不同，大麻主要是为普通人使用，而桑蚕生产的丝绸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
以上我们详细讨论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史，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代农作物在植物学上是不同于古代西方的。这种独具一格的种植体系，这种黄土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这种不受洪积大平原影响的独立性，以及没有出现灌溉，全都是中国田间农业本土起源的见证。
参考书目及注释
1．安志敏：《中国史前期之农业》，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2．《城子崖》，1934年，南京。
3．《京山屈家岭》．1965年，北京。．
4．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版。
5．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载《考古》1963年第9期。
6．《周礼注疏》，四都备要版。
7，周廷儒、刘培桐：《中国的地形和土壤概述》，1956年，北京。
8．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载《地理学报》1964年第1期。
9．《沣西发掘报告》，1962年，北京。
10．滨田耕作(Hamadasosaku)、水野清一(MizunoSeiichi)：《赤峰：红山后》，1930年，东京(日文）。
11．王先谦注：《汉书》，台北重印版。
12．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年，香港。
13．何炳棣：《周灭商后年代决定方法的批评》(译)，载《香港中文大学杂志》1973年。
14．《西安半坡》，1963年，北京。．15．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载《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
]6．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载《考古》1960年(何误记为1962年—译注)第2期。
17．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载《考古》1964年第10期。
18．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
19．《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2年，北京。
20．徐中舒；《耒耜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一分。
21．胡道静：《释菽篇》，载《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三辑。
22．《淮南子》，四部备要版。
23．《逸周书》，四部备要版。
24．《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