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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杂技作为表演艺术门类之一，于劳动中起源，于游戏、娱乐、祭祀等活动中发展，因其生发情境的独特性，造就了其蕴含本土文化、民族特色的审美及创意。其中，当代的广西杂技中仍可见丰富的非遗元素，以祭祀为语境、以仪表为表达载体、以民间神话故事融入创意，都彰显了其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书写、民族精神的寄托及现代表达。以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广西杂技中的非遗特色，对保护活态的广西文化与创新杂技题材的排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 广西杂技;非遗文化;民族审美;传承与创新
20世纪后期，随着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深入发展为融合研究，一门新兴学科——审美人类学得以形成，并被以王杰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学者定位为复合型交叉学科[1]。审美人类学，顾名思义，结合了美学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既是人类学研究的深化，又是美学新形态的建构，该学科的建设对人类学与美学学科的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审美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核心层次是“特定区域族群的审美实践和审美文化创造性成果”，研究的重要任务是“揭开特定区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2]。杂技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它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区别于国外的马戏表演，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使其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其中，广西杂技凭借在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中形成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成为中国杂技中闪耀的一员，从20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所呈现的杂技形式及节目都极具浓郁的地域美学色彩和非遗特色。2020年，广西南宁市邕宁区申报的游艺与杂技项目“壮族抢花炮”，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此可见，杂技并非为人所特定设置或早已“完成”的独立的艺术，而是发端于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并作为一种审美和艺术的物质基础而留存与发展。因此，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将广西杂技的非遗文化研究聚焦于杂技的艺术情境中，在杂技的艺术发生场域中考察广西杂技与本土民俗节庆、仪式等方面的关联性，以及广西杂技在本体上的历史嬗变和姊妹艺术的同源特征，对广西杂技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一、广西杂技的艺术情境与本体追溯
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中方学术界，对于艺术的追问从未停歇。什么是艺术？艺术起源于何处？如何产生？不同的学者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不可否认的是，艺术的本体研究同样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艺术的起源》中，格罗塞以人种学的研究方法从原始民族中考察艺术的发端与早期的艺术形式，而朱狄则主张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用可考据的历史遗留材料对艺术的源头进行追溯。其中，郑元者于《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中以“W1-H-W2”的问题环来回答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问题，并提出了艺术情境说。无论是格罗塞主张的人种学研究方法还是朱狄提出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从方法论的本质意义上来讲，都主张脱离当下的文化语境，努力地向原始民族或史前材料靠近，以试图进入艺术的发生情境之中，这与郑元者提出的艺术情境说不谋而合。20世纪后期，以王杰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审美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样重视从艺术发生的语境中理解和阐释艺术，以避免出现审美误判和文化误读的问题[3]。
安作璋主编的《中华杂技艺术通史》一书，以史料研究的方式对中录，认为中国杂技于劳动中起源，于游戏、娱乐、祭祀、仪式与庙会等活动中发展，不管是力技还是动物戏，都能在其中找到杂技的原始形态。例如，“顶技是人们生活中最早产生的技能之一，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就有用头顶载器物的习俗，这一技能并非哪一个人所发明，也不是一时形成的，是古人从承重载物的生活、生产需要而演变成一种技能而已”[4]43，“原始艺术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大都笼罩着一层巫术的面纱，经常和祭祀、祈祷活动联系在一起。拟兽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4]26等。换言之，杂技的起源与其他艺术一样，都有其萌芽环境，而这些环境包含着物质基础与精神因素，两者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杂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可以看到，在萌芽阶段的杂技通常与劳动、游戏和宗教等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宫廷宴会、民众祭祀或休闲取乐时的艺术表演，且与其他艺术形式融合呈现出繁荣热闹之态，如汉代的“乐舞百戏”。就杂技的出场方式而言，具有浓重娱乐色彩之余，其仪式性也十分突出。《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记载：“富者……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中者……屠羊杀狗，鼓瑟吹笙。”[5]307-308由此可见，在西汉中期杂技便已介入祭祀仪式的情境之中。“宋代，广场百戏、厅堂表演、大赦乐舞、元宵盛会、庙会、社日、观酺百戏、瓦舍勾栏、撂地卖艺和村落百戏中都有杂技表演”[4]250，杂技渗入生活已十分广泛。实际上，在魏晉南北朝至晚清时期，在元宵节庆、帝后的诞辰盛会及各类朝会、庙会等仪式庆典上同样都能看见杂技的影子。这种仪式性的强化与呈现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繁盛阶段，涌现出大规模的民间“行香走会”的杂技表演活动。在这一时期，“古代那种载歌载舞的祭祀仪式活动，逐渐改变为社祭、驱傩、行香、迎神、敬香等各种主题不同、内容各异的活动”[4]336，呈现出“边进行、边表演，名曰娱神，而观众则自发地拈香行进，边走边看”[4]336的特点，故称其为“行香走会”，其中包含高跷走会、迎神赛会、元宵灯会、抬阁走会、踏青庙会等。因其走会形式繁多且有着不同地域民俗的特色，杂技表演在仪式中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组织性的特点。埃伦·迪萨纳亚克在研究艺术的起源时，将艺术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如同动物进行游戏一样，人也进行游戏，人还举行庆典仪式，还创造艺术，同时以强化的手段得以留存。但有时候游戏、仪式、艺术这三者是无法区分的，而且经常交叉在一起，相互依存，它们都是生活中的“超常之物”。审美人类学学者向丽认为：“在审美人类学的视野中，‘美’和艺术都是建构性的，它们并非固定性的存在。”[6]这就说明了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固定的”或“已完成”的艺术，而是一种活态的、具有流动性的艺术形态与审美过程。在审美人类学的这一研究视角下，可以看到，中国杂技作为一种活态的艺术形式寄托于游戏、庆典之中，从而形成独有的艺术情境，这在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以及我们的审美体验中都是不可剔除的。
在发展初期，中国杂技并未发展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而是与其他表演艺术及节目综合串演为“百戏”，同时又富含仪式性地存在于各类祭祀、庆典活动中。这种发展状态由来已久，广西杂技也不例外。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花山的悬崖峭壁之上，留存着两千多年前骆越先民所作的岩画。安作璋在《中华杂技艺术通史》中记载：“舞者抬手举臂，动作各异：有的两臂平伸俯身前探;有的坐在一物上，一手平伸，一手举着一物，似在玩弄着什么;有的两腿曲蹲，两手向前方举起，后边还有很长的头饰，一直拖到地。从这些动作中，不难推知那时祭祀水神仪式的热烈情景。”[4]24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花山岩画中的人物造型与杂技有何渊源。从花山岩画中可以看出，其人物动作整齐划一，呈现出双手伸开曲肘上举、双腿叉开屈膝半蹲的舞蹈姿态，宛如壮族蚂 （壮族传说中认为青蛙是掌管风雨的神，并把青蛙称为“蚂 ”），其中还有一些三人叠置的形象也与杂技中的叠人技巧类似。可以看到，壮族的蛙图腾崇拜与花山岩画不谋而合。学术界中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花山岩画图所呈现的是一场雄伟壮观的骆越先民的祭祀，而在祭祀活动中模拟蛙的形体与动作的蚂 舞，透着极其浓厚的原始崇拜气息。例如，申扶民认为，花山岩画数以千计的人物造型图像几近雷同，其姿势形态表现的是一种群体性的舞蹈祭祀活动，而且是带有某种神圣目的的，即“为了保证本部族的兴旺发达，壮族先民摹拟蛙的外形和动作，企图通过人蛙之间的神秘互渗关系，使蛙的旺盛生殖能力渗透到人的身上，从而达到生育众多的目的”[7]。因此，这种蚂 舞与原始杂技中的拟兽表演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壮族抢花炮、瑶族“上刀山下火海”等仪式。其中，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壮族抢花炮”多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二或三月三这种带有祭祀性质的节庆时进行。在活动现场，设置了接炮区、炮台区和罚炮区以便于抢花炮。作为一项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的民间运动，抢花炮在其活动过程中也用到了一定的抛接技巧以便于队友间的合作与互动，与杂技的竞技性、惊险性相吻合。此外，抢花炮正式开场前的舞狮活动也契合杂技中的拟兽戏，使得整个活动都带有浓厚民俗和仪式的色彩。
总之，在原始情境与本体表现之中，杂技都是并未完全分化与独立出的一朵艺术奇葩，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与文化韵味，是人类精神与人体技巧的别样表达，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着时间的洗礼，沉淀出杂技宝贵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气韵。
二、广西杂技的非遗元素与文化表达
从本体意义上来看，杂技是一门以人体特技异能为中心的表演艺术，从古至今以其“高、险、惊、难、奇、谐”的鲜明特点而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并因其演出内容及形式主要依靠高难度的人体技巧展示而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成为受众广泛的一门艺术。在杂技发展初期，从业者大都将专注力放在技巧性的研究上，带有非常浓厚的炫技色彩，以博得在宫廷宴会表演、民间撂地卖艺以及各类庙会、节庆表演上的更多喝彩。正如唐莹在《杂技美学》一书中所言：“生活习俗杂技是艺术杂技的土壤和源泉;而艺术杂技则是生活习俗杂技的提炼与升华。”[8]96不难看出，在杂技并未与其他艺术分化之前，它依托于各种原始艺术情境生存，如花山岩画、壮族抢花炮与瑶族“上刀山下火海”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技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特有的表演艺术，而广西杂技因其生发情境的独特性，造就了其蕴含本土文化及民族特色的审美及创意，如1985年的杂技主题晚会“仿古杂技”、2002年的大型民族风情杂技主题晚会“赶太阳”、2013年首演的杂技节目《瑶心鼓舞——女子集体蹬鼓》，以及2015年首演的大型壮族魔幻杂技剧《百鸟衣》等系列杂技表演，都呈现了历史积淀下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