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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研读笔记
著者：[美国]
原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的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派，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然而其经济制度却是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地被作为刺激——奖励和处罚，用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等收入的混合结果，导致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些大获市场奖励的人，用金银来谋取额外的权利帮助，而这些权利本应是平等分派的。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提前起跑使得机会不均等了。对那些在市场上受到处罚的人来说，其后果是一定限度的被剥夺，这与人类尊严和互相尊重的民主价值观相冲突。有一些经济政策设计它们是为了减少那种既削弱对生产的刺激又损害经济效率的不平等的范围和数量。
在这条路的许多岔口上，社会面临着选择：或者是以效率为代价稍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稍多一点的效率。照经济学家的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奥肯这篇论文的题目。此人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自1969年以来，是布鲁斯研究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他们重要致力于研究那个根植于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抉择上的悬而未决的难题。
奥肯强烈地感觉到：“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并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双重主题，使奥肯既区别于激进派思想家，又区别于自由竞争的提倡者。奥肯把市场评价为一个权力分散和有效率的系统，它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努力生产，可以促进实践与发明；他把市场也看作是个人言论自由的保护者，然而他坚持，其他各种价值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金钱尺度这个潜在暴君的侵犯。他坚持许多权利和权力不能用金钱收买。
这本书要讨论的是美国的制度与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或地方性的问题，对于那些缺少经济学知识而又对社会问题感爱好的读者，本书力求浅显易懂。
第一章 权利与金钱
在美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这种平等与不平等的混合，时常给人矛盾甚至是虚幻的感觉。但这反映的是需要各种艰难的妥协，而不是主线的矛盾已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
美与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体现着一种处罚制度，这一制度力图激发努力奋斗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去。从某种制度上说，这一制度成功了，它发明了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但是，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抉择。
抉择是经济学家的中心课题。
“要么留下蛋糕，要么吃掉它”。这句谚语是对经济分析基本原理的杰出表述。多生产同样东西，意味着使用了原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东西的劳动和资本；目前多消费，意味着减少未来可享用的储蓄；延长工作时间，就侵占了闲暇；制止通货膨胀就要牺牲产量和就业水平——这些都是国家目前最棘手的抉择问题。
我认为，平等与效率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
对经济学家来说，就像对工程师同样，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获得最大的产出。生产中的投入涉及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像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奉献。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一旦社会发现一种以同样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品的途径，那它便提高了效率。所谓效率，即多多益善。但这个
“多”须在人们所乐意购买的范围内。
相等的生活水平，并不意味着人们会选择完全一致的方式来花费他们的收入和处置他们的财富。经济平等不是同一、单调或统一，由于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有巨大的差异。
“经济平等”和“机会均等”两个词有明显的区别。
提出效率与平等的抉择问题，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件对一方是好的事情，就必然对另一方是坏的。然而，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目的是冲突的。
为了促进平等的发展，需要靠规定某些社会和政治的权利来实现，这些权利应尽也许与市场脱离。过去这些权利基本上处在政治学家的领域之中，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再也无法无视它了。
一个既是民主又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制度有一种双层次的结构，这两个层次都需要研究。
恰如其分地说，即便是一个缺少其他社会科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也不妨涉足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哪怕是惦着脚尖走进去。这就是奥肯先生在本书中要做的事。他特别注意到制订和贯彻一种原则所带来的困难，这个原则就是平等分派的权利不应被金钱所买卖。
权利的范围。大量权利和各种优惠，广泛、平等、无偿地分派给了所有美国的成年公民。作为权利的相反的一面，公民们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各种义务。
权利的特性。与经济资产形成鲜明的对照，权利的显著特性，是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另一方面，由于权利是广泛分派的，它便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第三个特性是它们的分派与各种刺激或奖励、处罚不同。权利具有非效率性。第四，权利的分派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没有小孩的家庭为公共教育纳税便有失公正，严禁人们用权利作交易事实上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权利不能买卖，这个重要的原则是我的清单中的最后一个特性。简而言之，权利的范围是不折不扣的对追求经济效率的侵犯。
社会为什么要规定这些“非效率”的权利呢？这些权利的合法理由根植于三个方面——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人道主义。
社会拒绝把自身变成一架支付一定钱币便可换取一切东西的巨型售货机。
有人因忽视了这一原则，因而就给经济学家下了一个最糟糕的定义：样样东西的价格以至不存在的东西的价值都知道的人。
社会需要市场
权利的范围是制衡市场的部分力量，它用来保护金钱无法表白的某些价值。
模糊的生存权利
何谓生存权利呢？社会每个成员都有自尊的信念，规定有像样的生活——起码的营养、保健和其他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便是生存权利。但是在市场经济里，假如完全由市场来裁决生与死，则会时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证。这就需要一种社会保障体系，使即使在市场原则下的最弱者也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然而，体现公平的社会救济范围和限度不能大到过度影响市场的效率原则的贯彻。所以，对生存的权利应保持模糊性，由于要满足这项权利会耗资巨大。总之，模糊的生存权利要做到既体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又但是多地破坏市场的经济效率。
尊严和饥饿无法和谐相处。
严禁互换
由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维护人的尊严。所以，为保护尊严计，我们不允许用金钱来买卖这些权利。社会严禁你出售权利，这显然是侵犯了你的自由，但同时也保护了你，以防别人夺走你的权利。这样，你的债权人也不能夺走你的尊严。
作为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何时，只要法律严禁将权利作为最后求救手段，它就堵住了陷入绝望和困难者的某些潜在出路。堵住这个出路，就意味着社会必须有更好的方式来防止和减轻那些绝望。譬如说，严禁使用童工，势必就要对有些家庭采用更多一点的救济措施。对权利交易的严禁，保护了各种权利和制度免遭市场的侵蚀。让社会更多地充满平等权利，是民主社会的独特性质。
金钱对权利的侵犯
事实上，金钱可以买到很多民主社会原本不出售的东西。现状与抽象原则大相径庭，市场事实上侵犯了每一项权利。
金钱购买了法律服务，以此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偏袒。
金钱收买了有权势的组织选择的官员，从而损害了一人一票的原则。
尽管金钱一般不能直接购买到权利的额外帮助，但在事实上，它可以买到各种服务：这种种服务可以产生更多、更好的权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是最神圣的权利之一，并被誉为我们权利中最高的精华。但这项权利的付诸实现，即使从最低限度说，获得法律征询的辩护的花费对穷人来说也是高昂的。例如，平等的法律在具体过程中会由于律师质量的不同而使这一“平等”打折扣。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虽然神圣却也常被亵渎。
金钱和政治权利。竞选筹款。游说。
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力量的聚集。当金钱侵犯平等的政治权利时，消费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牺牲者。作为平衡机制，成立了消费者自愿协会，或称消费者保护协会。然而，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全体消费者说话。
对的的战略
如何尽也许防止金钱对权利的粗暴干涉和肆意侵犯呢？这需要有一个集中的专门的补偿计划，以克服金钱对权利领域的严重侵犯。关键性的补偿必须是专门的资助和约束，而不是对大户、富户的一般约束。必须有专门而详尽的规划来约束市场对平等权利的基本侵犯，其中涉及规定金钱不能购买的东西。
这个计划的设立应成为社会改造者的最重要财富。该计划的思想精髓便是，在市场效率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之间找到一个使彼此能和睦相处的平衡点。人类社会要保持旺盛的活力而又不动荡不宁，我们就应奉“效率至上，兼顾公平”为圭臬。
第二章 市场状况
为什么是资本主义？
由于金钱总会或多或少地侵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所以，假如金钱收买了部分选票，我们不可以偏激地就称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民主制度便是一件赝品。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东西，对于制度也不例外。十分抱负的制度暂时只有天国才有。
为什么一般说来，民众对任何重大的经济变革都显示出根深蒂固的保守心理呢？由于，民众对他们不了解的东西感到胆怯。在变革中当旧有的东西被捣毁时，他们也许会对其中脉脉温情的东西特别留恋，而对其中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又开始表现出特别的宽容，尽管在变革前这东西也许是他们整日诅咒的对象。他们紧张，在变革中，他们除了失去所谓的枷锁外，他们还要失去许多东西。
在资本主义下，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表达出对极端富有的不满。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批评，哪怕是讨论也很少见。人们的生活信条之一便是：“我比别人工作更卖力气，工作更富有成效，对社会的助益也更大，我为什么不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
财产的权利和自由
由于允许人们进行贸易，法律必须对私人财产规定一种权利，即：我要知道为什么是属于我所有的，什么是我可以出卖的。为此，法律必须在私人所有和公共所有之间划分明确的界线。法律需对产权进行界定，使产权清楚。在哪里划线是个大问题。在现代工业社会，财富是以资产的票证的所有权为形式的。
国家的侵犯
市场和自由之间是由本质的联系的。
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的侵犯。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人物的权力——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
在经济彻底集体化的情形下，政治权利会受到严重的危害。假如政府直接指挥社会的所有生产资源，它就会严禁不批准见，强行一致，扼杀民主。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同样，在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经济中，亦是没有新闻自由的。所以，我们要说，不完善的市场远胜于主线没有市场。
官僚主义对权利的侵犯是一个严重的、值得担忧的问题；我们不也许简朴地通过缩小政府规模和活动范围来可靠地防范官僚主义对各种权利的侵犯。
奖励的道德标准
公平的竞赛有得胜者，也有失败者。
权利并不保证市场上的任何人都有一份收入，但另一方面，言论自由也不保证任何人都有听众。
对奉献的奖励
根据一个适当的设想，它么一表达为：一个竞争的市场将按照对产出的奉献付给工人和投资者价值。经济学家正式的表达方式是所谓分派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即你所取得的就是你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成果转化为货币，并返还给提供者。
探索在市场上奉献得到奖励的方式并按照道德标准来评价这种奖励制度，是有价值的。
生产奉献的来源
我在一个假设的竞争市场上所能出售的生产性服务奉献，取决于四个因素：（1）我一生中所获得的技能和资产；（2）我的能力和天赋；（3）我乐意花费的努力；（4）与我所能提供的服务有关的其他服务的供求状况。
获得的资产
我今天不得不出售的东西反映出了我一生的历史，涉及我已得到的营养、医疗、教育、以前的工作经验以及我通过早先的积蓄和遗传获得的体力和智力上的财富。我过去所作的努力（或节俭）使得我现在可出售的服务增多了，从这点上说，我是在收获我过去播种的果实。我现在的处境有力地反映了我家庭背景的优越，从这点上说，我又是在收获别人的播种。
打个比方说，当一些人面前障碍重重时，另一些竞争者已率先起跑了。各种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同，使得这次赛跑并不公平。起跑线上力量悬殊的重要性与使赛跑更公平一些的也许性，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社会并没有为各人提供相同的起点，但人们规定社会为他们提供尽也许一致的起跑线，即希望得到公平起点。
天赋能力
人们之间的天赋能力是不同的，由于天赋能力的差异，于是绝对的公平起点并不存在。但社会却不能由于公平起点不也许精确存在而忽视对公平问题的关注。社会虽然不能制止老天下雨，但可以生产雨伞嘛。
努力
随努力的差异而来的收入上的差异，一般被认为是公平的。
闲暇是收入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人生活水平的一个因素，闲暇的牺牲必须在其它方面得到报偿。
额外努力得到额外的收入，同放弃闲暇得到报偿同样是公平的。
相联系的供应和需求
我的边际生产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我的技术和努力。也许这些没变，而仅仅由于别人的行为的变化，而使得我的边际产品价值下降。别人的行为是可以发生极大的变化的。
处在变动的判决
在经济领域，假如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那么，效率原则便是对“弱肉强食”这一现象的强有力的持久支持；而这与人类奉行的公平观念是有矛盾的。于是，在经济中实行一定限度的平等原则则是对弱者和强者过大的物质差别的一种限制。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于物质福利方面的平等与政治及等相比，获利很少且代价极高。增强收入平等的尝试就会遭到巨大的牺牲，导致非效率的急剧膨胀；当然，为了保持社会安定，有必要采用措施防止人们之间个人消费水平的过大差距。任何坚持把馅饼等提成小块的主张，都会导致整个馅饼的缩小，从而损害大多数人的福利。我们完全可以从实践中反复看到，不平等的确在各方面起着推动效率的作用。
市场成了一场美国人的大比赛；获胜被视为荣耀，失败被视为耻辱。在美国社会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市场道德。
有些人的信念是——“贪欲”为促进经济生活的关键力量。但是贪欲亦被另一些人痛恨，由于它是自我利益的纯粹表达，也由于它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的。
为什么我们难以成功地找到一种反对自我利益的信念，来作为经济体的组织原则呢？一方面，合理的利己主义比盲目忠诚某一领导或国家要好得多，后者具有较大的危险性；第二，当一种制度设计得很利于合理的利己主义健康生长时，这种利己主义将产生出对家庭、对社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我们一直未能走出这一困境——对于奉献既没有找到合乎道德而又具有吸引力的奖励办法，也没有找到合乎道德而又能被容忍的办法。
事实上，假如失败者仍然可以过上一种像样的生活，奖励给成功者更精美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宅，对社会似乎并无特别不好的影响。
效率的记录
资本主义的效率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理论基础上。这只无形的手会引导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用途中撤出，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用途，生产者的动力在于用成本最小的方法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对任何人来说，并不规定他估价什么是对社会或制度是有利的，即便他仅仅是追求自己的经济自我利益，他也会自动地为社会福利服务。
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市场经济都已被证明是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者。
国家干预的渗入经济过程。本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闲置的人力和机器构成了巨大的非效率。然而人类在历史的挑战面前，毕竟不会束手就擒,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思想指导，大胆地在市场经济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引进国家干预，例如任何一种中央计划制度都可以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来消除非效率。当然，凯恩斯主义基本政策的实行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毕竟总体不平衡的社会代价——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