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转型期警务研究
前言
所谓转型,就是一个社会(或国家),或地区由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这种转型期并非革命式的剧烈变化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卡尔·波拉尼(Karl P0lanyi)在其巨著《大转变》中第一次详细论述了转型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及其导致的“无管制市场”的分裂效应。许多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普遍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转型时期,经历一场几千年未有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全能政治向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转型;三是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四是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警务,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社会控制力的不断弱化,将公安机关这支担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职责的特殊力量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转型期的中国警务在困难与挑战中,顽强地展开一场有史以来伟大的变革。概括起来,转型期的中国警务改革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被动型警务向主动型警务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禁锢,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迅速地得到了解放。就城镇而言,原来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就广大的农村而言,剩余劳动力大量地涌入城市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公安机关以控制人为主的传统型警务模式很快失灵。被动接警式的警务模式必须向主动防控模式转变。主动型警务提高了警察快速反应能力,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在实现由被动型警务向主动型警务转变的过程中,警力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特别是针对那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沿海开放地区,这一矛盾显得更为尖锐。为解决警力短缺,各地公安机关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通过大量招募新警缓解警力不足。与此同时,不少地方通过借鉴国外文职警察、辅助警察制度,逐步建立起一支符合中国特色的辅助警察队伍。
第二,打击型警务向服务型警务转变。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我卷全国、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从此,“严打”这一非常的刑事策略便成为各级政府、公安机关打击和控制犯罪的习惯思维模式。打击型警务一度被视为改革开放之后最富有成效的警务风格。但是,随着社会法治环境的逐步建立,社会流动性的进一步加剧,“严打”功能不断弱化,构建一种崭新的预防式警务模式的时机已经到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盛行美国的社区警务战略,从90年代后期开始,影响我国的警务改革,并成为中国警务风格转变的主要理论支持和借鉴模式。我们认真地吸取了国外社区警务战略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公安机关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努力实现传统打击型警务向服务型警务的转变。然而,受传统警察亚文化的影响,服务型警务风格并没有得到广大民警的一致认同,有些民警依然认为警察不能扮演“服务者”的角色。由此可见,转变长期形成的警察亚文化和打击型警务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第三,随意性警务向规范化警务转变。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设定得过大,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很大。公安机关自身的优越感很强,警察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随着一系列蕴涵控权理念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警察的自由裁量空间不断地被压缩,执法的程序性要求越来越高,加之公安机关内部的考核机制逐步建立,不少警察抱怨自己被捆住了手脚,他们面对着重新调整心态的痛苦过程,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