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听听东欧人对剧变的认识
会议组织者给我的题目是:“东欧道路”,其实现在既没有什么“东欧”的称呼,也没有“共同道路”的提法。比苏联剧变早两年的东欧,虽然目前与我们的国家关系还算正常,但是却显得比较隔膜。对于他们的经济转轨过程,我们一向偏重于负面报道,说东欧受西方“和平演变”的“忽悠”吃了大亏。剧变后的东欧被我们形容为:“糟政府、烂社会、议会就像马戏团;分企业、卖银行、民族国家全卖光,到处是一派乱糟糟的无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我们的报刊使用了“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等耸人听闻的字眼,甚至有的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心态,以证明我们先经济改革而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英明性。
20年前我是东欧剧变的“现场观察者”,20年后我又浮光掠影地感受了金融危机下的东欧,可以说在这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对东欧国家,尤其是波、捷、匈、斯这些已经入盟国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已毫无悬念地融入老欧洲。“身在庐山”之人与山外之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他们有牢骚、也有怀旧,认为新欧洲与老欧洲比仍有差距,但并不后悔“天鹅绒革命”。
而东欧诸国的国民对所谓“乱糟糟的民主”的看法却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承认议会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开,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化”的表现,比起旧体制下“高度一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来,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民主从来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在议会这个公共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常常可以看见这些国家的议员在议会里打架,有人就说民主太乱了,其实这只不过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经的过程,更何况公开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观,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没有阳光的角落不知道会滋长出什么东西。朝鲜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没有一个东欧人愿意选择这样的无选择的“一致”,否则极左派早已成为第一大党了。
至于分企业、卖银行,只要分得公平、卖得透明,得到工会和民众自我选择的结果比过去苏式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扭曲合作要强得多,也比共产党后期的“黑箱操作”的权钱交易强得多。也许就选择方式来说,并不见得是一种最佳方案,而且批评声音一直不断,但是因为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博弈过程,配合气氛始终占主导,没有出现过倒退与动荡。东欧的民众说,“过去那种‘领袖们’向‘普通老百姓’指导应当如何生活的时代结束了,正是在20世纪,在所谓帮助
‘普通老百姓’的旗号下建立了最恶劣的专政”。这种家长式的****方式,也许的确带来过“需要叩谢皇恩”的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谁都知道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是千百万民众自发参与的结果,他们虽然对经济转轨心理准备不足,因为“剧变后没有实现剧变前的所有梦想”,抱怨是有的,怀旧也是有的,但是鲜有要倒退回去的意愿。
总体来讲,1989年东欧民众反体制的四大基石:非苏化、私有化、非军事化、亲西方化,是有社会共识的,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20年的转轨,左右轮流坐庄,各轮了两三次,在这一点上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东欧人不喜欢被“代表”,他们的选举文化证明了自己对模式的偏好,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喜欢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他们却说,苏联霸权是建立在我们小民族痛苦的基础上的,在他们不痛的时候我们痛,而他们痛的时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的,是我们的梦想。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拉科夫斯基谈到东欧的剧变时说,“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我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我反对的仅仅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
”。
苏联模式在东欧是移植过来,从来没有在本民族扎根,此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团结工会都体现了这些民族的抗争。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所以有心理准备。与独联体国家“从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那些国家的情况是,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化,后来出现的问题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社会共识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如果谈到经验,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除了经济转轨适应具体环境要具体考虑外,东欧各国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社会共识;社会建构;人文精神。
具有社会共识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有一个全民族认可的主流价值,直接影响着转型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稳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台的,有共识国家就不会乱,有共识社会就不会散,有共识就有希望,而没有了这一点就容易形成社会动荡和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