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
总序
曹晋周宪
在西方学术界,传播研 munication Studies)的范畴
包括大众传播与新闻学和媒介研究(Van Zoonen,1994)。就
欧、美的传播研究而论,因各自的社会情境与制度有所不同,其
研究形貌也有殊异,其“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
民主主义。两者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没有自由,什么都
谈不上。在这个前提下,美国实证学派以自由高于平等,欧洲批
判学派以平等高于自由”(李金铨,2005)。
美国“三十、四十年代期间,芝加哥大学开山的社会学家们
开辟了一些原创的媒介研究,以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
或译实用主义)为世界观,他们把媒介当作社会有机体的制度,
联系都市化、工业化和大量移民引发的迫切问题,例如派克
(Park,1922)研究各移民报纸如何促进民族大熔炉,处处表现
了淋漓的社会改革精神”(李金铨,2004),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
者,如库利(Charles H. Cooley)、杜威(John Dewey)与米德
(e H. Mead)也将传播置于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概念体
系的中心地位(Rogers,1997),“符号互动论”是该学派的经典
成果之一。“二战”之后,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大致发展为一
种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和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型的实证研究(Gitlin,1978),其终极目标是发展有
效的社会行政控制和商业消费影响力,说服策略与说服效果始
终为“商业文化的合法性”服务,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把现有的
社会权力结构和媒介制度预设为合理的前提,并以此为基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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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道德与新闻
研究传播过程与效果。或者说,“其任务就是发现那些维持社
会秩序的自然和抽象的功能”(Carey,1989)。但美国媒介社会
学研究的创造性、深刻性与反思性价值,不容忽视,如加姆森
(William A. Gamson)对权力与媒介话语的洞察(Gamson,
1988;Gamson and Modigliani,1989),塔奇曼(Gaye Tuchman)、
费什曼(Mark Fishman)和甘斯(Herbert J. Gans)等对媒介产业
的官僚主义结构和生产过程的探究(quoted from Mosco,1996)。
欧洲的传播研究既有公共广播制度的蓬勃成长背景
(Blumler,1985),也因其植根于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沃土,
表现出整体取向的研究路径(holistic approach),其不仅关注传
播机构与过程,重视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会性,还细察资本主义制
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即传播与整个社会的权力运
作、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的深层意涵等支配力量
的关联。其中,欧洲批判学派尤其致力于揭示———社会权力存
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媒介受到控制,而且媒介强化了不平等
的社会权力结构,批判的最终目标是要改变它(Melody &
Mansell,1983;Slack & Allor,1983),从而,实现人类真正的自
由、平等与解放的终极关怀。欧洲的批判学派与美国的实证研
究学派,一方面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两个学派
既合作又竞争,有互相渗透的趋势。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众多学者分析欧、美传播研究的缘起及差异,呼吁整合欧、美
的学术传统,布鲁勒(Jay G. Blumler)就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
(Blumler,1980,1985);法兰克福学派巨擘阿多诺(Theodor
Adorno)流亡美国期间,也酌采实证的方法研究“权威人格”;另
如卡茨(Elihu Katz)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所做的报告(Katz,
1977);以及库特· 兰(Kurt Lang)的主张———“在‘实证主义’
行政传播研究和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批判思想之间没有固有
的对抗”(Lang,1979)等等见解,都与美国学者默顿(Robert
Merton)早期希望将欧洲社会学知识和美国的公共舆论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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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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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相结合的论点一脉相承(Merton,1951)。
20 世纪后半期至今,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在西方传
播学术领域中颇有建树(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在此囊括所有学
派的评价)。当然,这样分类思考与叙述是为了暂时性地勾勒
并比较主要学术传统,并不是要将“真理”价值特别赋予某种取
向的研究。在经济、文化与学术的全球化整合语境中,沿袭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