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电影史笔记①:华语电影最精锐班底
张石川+郑正秋
张石川、郑正秋从1912年成立新民公司、承包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起,便长期合作。对文明戏十分内行的郑正秋负责编剧,两人联合或分别导演。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剧评家,郑正秋主张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为弱者鸣不平”;而有着精明的商人头脑的张石川,主张“处处惟兴趣是尚”,极为关注影片的营业效果。两人兴趣相通,合作愉快,难分彼此——郑正秋“一上手便把家庭戏拿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演出不但浅显而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演戏的人也容易讨好,于是男女老幼个个欢迎。”(徐卓呆)。而张石川凭着良好的英文功底,专攻西洋影戏的导演技巧,同时负责运筹资金和发行,极具商业眼光。1913年,他们合作完成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由美国人依什尔摄影,上映后大获成功。1922年3月,明星影片公司成立,创办人为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号称“五虎将”。具体分工为:张石川任导演,郑正秋任编剧,郑鹧鸪负责训练演员,摄影师起初为英国人郭达亚,后来是张伟涛、汪煦昌等。4部滑稽影片拍完,营业却异常惨淡。1923年,郑正秋、张石川经过精心准备,重新找准趣味,导演了《孤儿救祖记》,影片上映后极为成功,成为我国首部获得巨大的舆论和营业双重成功的影片,各地映期长达半年之久,对此后国产电影的发展影响深远,从此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内涵是以伦理为中心,以中国古典戏曲的情节剧模式叙事,以催人泪下的剧场效果感化观众,达到启发民智、移风易俗的作用。此后,明星出品融汇了二人的鲜明特点,领导了国产电影的潮流:或偏于营业(1928年《火烧红莲寺》),或偏于人生(1934年《姊妹花》),但对于“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策略他们皆有共识。郑正秋和张石川的合作,一个是讲求效益的实干家,一个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救市”与“救世”最终融为一体,难分伯仲,堪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典范。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影界为之震惊。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上动情地说,他们两人是“心同志合情逾骨肉的朋友”。
张爱玲+桑弧
张爱玲与桑弧的合作基础是共同的上海俗世情怀。他们的3部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里充满了“琐琐的哀乐”、“细小的爱憎”和“善恶的摩擦”(柯灵语),是中国电影史难得的超时间之作,“不左不右”,可称为中国城市电影和市民观赏趣味的开始。在这些影片的空间里,主要活动着中产阶层的男女,演绎着上海市井的人情纠葛、家长里短和世俗利益,似乎远离大时代的硝烟,只一味挣扎于个人事业或情感的焦虑之中。1946年8月,桑弧经柯灵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她创作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并于1947年2月开拍。它讲述了一个企业家和女家庭教师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有张爱玲小说特有的“邪恶的父亲,疯狂的母亲和自我屈抑的女儿”。该片上映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随后他们再度合作了电影《太太万岁》。一部并不复杂的家庭喜剧被演绎得花团锦簇、令人叫绝。其中的转场技巧、场面调度、节奏控制到今天来看仍然毫不褪色,极具风致。该片哀而不伤,悲喜交集,格调清新,开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喜剧新风气。《太太万岁》上映特刊中有一篇文章,称“《不了情》既以写情之细腻鸣于时,桑弧、张爱玲之初步编导合作奠定不朽基础。因是再度合作而摄《太太万岁》。”其实,他们本可有第三度合作,那份上映特刊已经预告将开拍电影《金锁记》,谁料时局变化太快,电影《金锁记》因“进步影人”金山与张瑞芳的辞演而流产;1949年,《倾城之恋》的改编亦不了了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无法挽回的两大憾事。解放前夕,二人在《哀乐中年》中告别式合作,由张爱玲担任剧本顾问(但张在后来并不承认该片有她的辛苦),桑弧导演。这部描写中年男子重新寻回幸福的电影,被评价为“惊世骇俗的现代题材”。
侯孝贤、朱天文、陈坤厚、杜笃之、廖庆忪、李天禄
这是华语电影中合作时间最长、最稳定的班底,他们的审美趋向非常接近,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侯孝贤风格”——一种缓慢的、静观的、悲悯而富有时间感的银幕体验。1983年朱天文将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交侯孝贤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导演陈坤厚),此后与侯孝贤合作编剧创作了许多闻名影坛的台湾新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暑假》(1984)、《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 1987)、《尼罗河的女儿》( 1987)、《悲情城市》(1989)、《戏梦人生》(1993)、《好男好女》(1995)、《海上花》(1998)等。据朱天文说,在合作中,侯孝贤基本上是发动者,而她则动用敏感细腻的文字功夫将这个男人的“童年往事”或其他个人故事编成剧本。另一个说法是:朱天文不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而是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