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
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召开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八大”“九大”),开展了一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发生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它起始于“七大”前后,结束于“九大”闭幕。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就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长期以来,在研究红四军这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往往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与“九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产物。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中,简单地把朱德、陈毅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认为前者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正确军事路线的唯一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军事学院(后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任教时,曾奉命参与关于红四军“七大”资料(兼专题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曾参加过红四军的这几次会议。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专题组以有力指导,并在全校做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了萧克将军的指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担任了专题组的执笔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启示。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萧克时亲切握手
“七大”主流是好的,并非一无是处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在如何建军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且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
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于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红四军党内,甚至前委成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红四军“七大”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会前,毛泽东曾向前委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并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七大”决议)。
萧克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一些当时的来往书信资料,对决议的正确面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七大“决议”存在的缺点是“非主流”的东西。他指示专题组,研究“七大”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根据萧克的指示,专题组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收集了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多次开会对
“七大”决议进行了反复研讨,最后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七大”决议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对许多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一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结论性的分析,尽管不会完全正确,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后来中央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则是有据可查的。
“七大”决议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列有7个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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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决议》的基本部分。
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只写了“由新前委讨论”一句话,没有具体内容。对“七大”决议第一部分“党内争论问题”,专题组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在“过去工作的检阅”标题下,把这方面的争论,归纳为12个问题,并作了明确回答。主要是:
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七大”决议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自湘南红军退到边界来,需要一个时期的割据,以整理红军,保持红军武装,发展边界党及群众的组织,扩大地方赤卫队,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但是,“八月失败”以后的边界割据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关于红四军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和行动方针问题。
“七大”决议指出:
1928年5月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是对的,但军委对湘南敌情估计不足,太无准备计划,是不对的;
同年7月,二十八、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