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
【内容提要】
本文描述了1938年到1941年间内地文人在香港“学士台”的聚与散,尤其是以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徐迟、叶灵凤、郁风和叶浅予等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群在港的聚集、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在抗战紧要关头的分裂。学士台人物的会集、分裂、联合和离散,呈现出抗战初期文化界的一个细部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与历史的同构性。通过这种描述,本文也对战时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香港文艺做一个“管中窥豹”的尝试。
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者卢玮銮写过一篇《学士台风光》[1],追慕抗战初期被称为“香港拉丁区”的学士台,她写道“聚居在那里的,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包括了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编辑。他们的名字都会写入日后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的。”在这里居住过的文化人的确可以开一串长长的名单戴望舒、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杜衡、路易士、鸥外鸥、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丁聪、卜少夫、胡兰成??卢玮銮不禁心驰神往“如果相信冥冥之中注定的话,学士台,这条小街,改好了名字,在等待一群学士在那儿度过一段很忙乱但又可能有所企盼的时光。”
那时候,沿着香港西环半山的薄扶林道下一段段台阶,会看到一个个建有老式房子的平台,每个平台就是一条小街,依次是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羲皇台和太白台,这些平台背山面海,是风景绝佳的所在,名字借用的都是李太白的典故,更添风雅。文化人的聚居以学士台为最多,也有住在低一层的桃李台和再往上的近山顶处及半山的其他地方,所以,我们谈到的现代文学史、绘画史意义上的“学士台”在空间上包括学士台的上下周边,时间上则是1938年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之前。此外,提到抗战初期的“太白楼”[2]聚集,也即本文要说的“学士台”聚集。作为游乐吃喝的场所的“太白楼”,20世纪10年代末在太白台设立,维持了约10年,后来改为民居,“太白台”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其他平台再以“羲皇”、“青莲”、“桃李”、“学士”这些名字与之相呼应。[3]
如今的学士台是幢幢高价华厦,完全不同往昔,曾经的“学士台风光”也可化作令人神往的永久画面如明信片般被珍藏。然而,三四十年代之交的学士台并不仅仅是一张历史的明信片,文化人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也远非“文人雅集”一词所能涵盖。背山面海的学士台作为南中国小岛上的一个小点、现代文学史和绘画史的一个细部,在历史的显微镜下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与时代的同构性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从风起云涌到风流云散,
“学士台”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它像浪中的一叶扁舟接住了因抗战南来的文人们,同时也把他们托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风往哪个方向吹,人又要往何处去呢?
一、抵达与会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火揭开了全中国抗日救亡的序幕;8月13日,上海闸北的枪炮声又把战火烧到了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中心的上海。11月中旬,日寇已全部占领苏州河和南市一带,除租界外,上海已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大部分的文化人选择了离开上海,他们或内迁、或西行、或南下,英国治下尚属安稳的香港成为内地文人的集散地,他们有的以香港为暂时安居之所,有的以香港为转赴后方的中途站,有的以香港为主要宣传基地。这大批文人为香港文坛带来了新气象,香港成为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当时香港的文化地图上,“学士台”无疑是突出的。由于战时人员的巨大流动和具体资料的缺失,谁最早入住学士台,难以确证; 文化人先来后到的顺序,也难以精确排出。据卜少夫的说法,最早入住的可能是电影导演但杜宇[4]。他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宣告其在上海的电影公司结束,赴港寻求发展。黄苗子的回忆则说“浅予是一九三七年与张光宇、正宇兄弟住进学士台。”[5]张氏兄弟举家迁港,应是学士台较早的住户之一。抗战爆发后叶浅予自带领着他的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1937年的他即使曾住在香港学士台,大概也只是偶尔逗留,郁风记忆中是“叶灵凤从广州《救亡日报》较早到了香港,就住在这里。”[6]叶灵凤于1938年3月只身离沪到达广州,也许此时他就在学士台租住了房子。综合目前所能看到的种种资料,可以确定的是大家接踵而来、聚居形成所谓的“学士帮”[7]的时间,始于1938年上半年。
1938年5月,戴望舒和徐迟两家以及叶灵凤的家人从上海乘坐“芝沙丹尼”号抵港[8],穆时英到码头上去接他们,并将他们带到了学士台。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和叶浅予接待了他们,徐迟记得“当时是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住房。我家住进了桃李台的房子”[9]。戴望舒在学士台住了一段时间后,曾搬到跑马地,不久又搬回来,住到学士台上面名为“woodbrookvilla”(戴望舒译为“林泉居”) 的花园洋房。叶灵凤在其家人随戴望舒到港并在学士台安顿好之后,便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