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让英雄典型走下神坛
[摘要]本文试图从对任长霞的典型报道的文本分析切入,探究人物报道中出现的“神化”现象及其成因,并在对文本的分析过程中探寻人物报道回归新闻规律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人物报道;神化;人的回归;任长霞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150-6
在典型报道中,正面人物神像化,负面人物妖魔化,是一个久治难愈的痼疾。所谓“神像化”,就报道效果而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典型人物不是一个可亲可近、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而是一个按照传统宣传模式塑造出来的“高大全”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本文试图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媒体对前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的报道为例,分析这种“神化”现象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找到改进之道。
一、任长霞报道的文本分析
本文选取的报道文本,包括《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以下简称《卫士》)(见《人民日报》2004年4月18日第一版)、《任长霞传奇》(以下简称《传奇》)(见《南方周末》2004年6月3日)、《七天,触摸一个真实的任长霞》(以下简称《七天》)(见《南方周末》2004年6月24日)。
三篇报道中,前两篇报道在发稿时间、新闻事实等方面较为接近,先做一比较。而第三篇报道则可以看做是第二篇报道的拓展,在本文的后半部再进行分析。
前两篇报道,在以下两点上大体相同:
1,报道对象相同:两篇报道的主要人物都是因公殉职的前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
2,报道事实大体相同:三篇报道均涉及到“侦破王松黑社会性质团伙”、“破获李新建砍刀帮”、“加强警队建设”、“开展群众控申工作”、“群众为任长霞立碑”等新闻事实。
但是,这两篇报道的报道效果却相差甚远。《卫士》的作者尽管浓墨重彩,字字珠玑,试图塑造出一个巾帼英雄任长霞,但该文给人的印象是,人物形象超凡绝俗,语言风格近乎舞台,部分新闻事实疑似拔高,读后感觉可望而不可近,可敬而不可亲。而《传奇》的报道语言朴实生动,却在不经意之间塑造出了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任长霞”。
同样的新闻题材,同样的新闻事实,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新闻报道效果?
对两篇报道进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造成《卫士》的报道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传框架的提前代入。宣传框架一词是笔者从大众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借用而来,而框架理论的前身则是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的开山鼻祖科恩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1972年,麦库姆斯(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随着议程设置理论的广泛使用,麦库姆斯等学者在最近几年开始思考: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这一关注重心的转移,就把这一理论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中,而这已超出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范围。于是,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外延拓展点一一框架理论。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理论层面上,“框架”一词既可以做名词解也可以作动词解,学者们认为,做动词解的框架包含了“选择、凸显、排除”等含义。
回到《卫士》一文,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甚至采访之前就进行了
“主题先行”,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提前代入了某种既定的框架或日“议程设置”。正如《新时期中国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变迁与突破》一文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媒介公式”突显出上层意图主导型的特色。在这样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媒体共同策划典型人物报道,典型的推广自上而下,中央和地方媒体依据上级政策意图,提炼当下社会需要的某种主流思想,借以影响并为公众设置人物形象议程。作为这类“框架”或日“议程设置”的集中体现,毫无疑问是在于文章的标题。标题叫做“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从语法结构上来讲,“人民的好卫士”是一个形容词短语,从新闻的专业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对客观人物的主观评价,有违“事实与评论分开”的新闻客观性原则。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标题拟定应在写作之前,这就意味着记者在写作之前头脑中已经出现了某种既定的框架,即将任长霞塑造成“人民的好卫士”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从受众的角度来看,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