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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江****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确宣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国有企业。[1]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从过去的试验摸索阶段[3]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影响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因此而突显了出来,这就是,产权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产生什么影响?
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企业党组织还能在企业中继续存在吗?即使它仍然能在企业中存在,在失去了无偿利用企业资源的情况下,它的组织活动如何维持?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员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这些流动党员的行为?产权变革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这些影响,又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变化?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对上述问进行了考察分析。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及其党组织是中共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在产权变革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本文的考察分析说明,在产权变革的冲击下,企业党组织或者自行溃散,或者被迫进入休克状态。在产权变革的冲击过去之后,大多数党组织仍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许****员被迫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企业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难以控制的城市流动党员。本文的结论是,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所产生这些影响,严重削弱了中****组织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企业党组织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4]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国家权力还至上而下地渗透到了最基层,通过单位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吸纳到了这种制度中来。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并行存在,国家权力渗透到那里,党的权力就渗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种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实际上党组织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套制度的基础,是单位制度,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设置和管理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进行的。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场所,是人们工作谋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执政党,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着政府等国家机器,它还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直接控制着位于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单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单位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从涵盖的人口数量来看,它的涵盖面最广,[5]从拥有的资源来看,它拥有资源最多,从担负的功能来看,它担负着为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经济基础的功能。因此,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和控制国有企业,对于维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华尔德曾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贯重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建设好企业党组织看成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手段。在组织建设上,它要求做到了三个“都有”,即在每一个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的车间或部门中,都有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在每一个车间或工段的每一个工作班组中都有党员。[6]在组织活动上,它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7],通过“三会一课”制度维持和强化对党员的管理、教育、监督。在组织发展上,它要求把企业内的各种精英,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党组织里来。[8]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企业党组织建设。[9]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发展党员的重点由普通工人转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第一线工人中党员数量大量减少,三个“都有”已经无法实现,出现了许多没有党员的班组。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1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无党员的班组,占所调查企业班组总数的36%。[10]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