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超越现代性:当代中国美学方向探寻
从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逐渐变得冷清起来。与此相反,原本冷清的西方美学却变得热乎了许多。正如戴维·库柏(David Cooper)于上世纪90年代在《美学手册》(panion to Aesthetics)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25年前盛行分析时尚的西方,美学只不过是哲学领域中的灰姑娘。而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学是哲学类课程中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这个领域中每年都有大量的新著出版。库柏把这种现象称作美学复兴。[1]
为什么中国有美学热的时候西方美学会相对冷清,为什么西方美学不再冷清的时候中国却没有美学热?我不想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简单地处理这种现象。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课题,通过对它的研究,能够比较中肯地找出美学忽冷忽热的原因,进而为日渐冷清的中国美学指明复兴的方向。
一
让我首先介绍一种理论模式,即所谓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分模式,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回答本文所确立的问题。
梅勒(Hans-Goreg Moeller)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做出了比较清晰的区分。他用“代表性”作为他的整个方法的核心概念。梅勒说,“代表性”“这个概念首先表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描述一个符号学结构:如果能指是被理解为所指的某种‘代表’,并且仅仅被理解为某种‘代表’,我就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代表性’的关系。许多以往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构想,我们都可以使用‘代表性’的结构加以解释。例如,某些语言哲学中词语与其所代表者的关系,西方形而上学中事物与观念、物自身与现象、自主创生者与依存者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人世间的分别,政治生活中选民与其代表者之间的关系,都包含了某种‘代表性’的设想。在此种关系中,代表者与所代表者之间被理解为一种既相互联系、又句某种实质性的区别的关系”。与这种“代表性”结构相对的是两种“非代表性”的结构:一种是“存有性”的结构,另一种是“标记性”的结构。前者也可以说是“前代表性”的,后者也可以说是“后代表性”的。“存有性的符号结构在于肯定能指与所指的同样真实性,就是说能指与所指合成事物的整体,正如形式与颜色合成绘画的整体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名关系或名实关系,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行关系,都体现了存有性的结构。……在此种结构中,你不能够说‘名’与‘实’之间只有‘代表’的关系,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名’不只是某种符号,它同时体现了事物之理。‘名’与‘实’同样的真实,它们都是存有的一部分。而标记性的结构中没有真正的存有领域,可以说,一切都在‘代表’的领域中。就是说,在存有性结构中,所指与能指都在存有的领域;在代表性结构中,所指在存有的领域,而能指在‘代表’的领域;而在标记性的结构中,只有‘代表’而没有所代表者,所代表者也只是某种‘标记’而已。”梅勒根据这个模式,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都可以归属于存有性的结构,而标记性的结构则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当代“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讨论中占主导地位。梅勒用一个图表直观地例示了这三种不同的结构关系:[2]
存有领域
标记领域
存有性结构
能指-所指
代表性结构
所指
能指
标记性结构
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