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目录
摘要
2. 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精华
    求治防乱的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
  名正言顺的思想
  治众如治寡的思想
  审时度势的思想
  祸起萧墙的思想
3. 古代管理思想对解决当代管理问题的借鉴与启示
古代管理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古代管理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异
4. 总结
参考文献
摘要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一、管理思想史在中国的地位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一句“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帅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最近十几年更热。五四时期知识界领袖人物胡适,后来他坚持把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还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改革开放时期即1980年代,李泽厚有关思想史的三部著作,也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也在中国大陆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座的艾尔曼教授、汪晖教授和我,也都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在中国,不少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转向了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对当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
“文化”到“观念”的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胡适六十岁时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政治”也特别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高于一切的传统,“国是”一直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不过,政治问题不宜轻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这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正像梁启超所说,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传统或者说****惯,就是入了《文苑》不行,得入《史林》,入了《史林》也不算完,还得入《儒林》,最好是入《道学》。因为光靠文章诗赋不行,那是“雕虫”“末技”,靠史传小说也不够,连司马迁也说,皇帝对史家如“徘优视之”。所以,不仅要有经学著作,更要提出大的笼罩性观念才行。所以,政治、风俗、教育、制度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放在思想视野中作政治解读,而任何思想的历史变化,也必然会被政治性地理解为要推动制度变化。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任何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批判资源、认同基础和价值观念。所以,历史学一直在人文学科里面很重要,也很敏感。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还在变局之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