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原编者
    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而唐朝实行“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家覆亡。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
    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怒人怨、国家败亡。“大俭之后,必生奢男”。随后,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因朝廷过度聚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
    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