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蔡康永的专访
(2005年2月25日公视“今天不读书”)
蔡康永:
在很多爱看书的人的心目中,“余秋雨”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这个名字如果推出新的著作,对爱余秋雨的读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又可以看到让自己放心的一个文化上重要品牌所发表的见解。
像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借我一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写了余先生人生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段落,在一个很不安静的环境里,毫不顾忌地从容写来,写得那么细致、诚恳。
请问余先生,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过其他伟大作家的自传?
余秋雨:
倒是没有参考过。
我在文学写作上有一个时看书很杂,但要动手写散文,就不看别人的散文了;要动手写回忆,就不看别人的回忆了;要动手写剧本,就不看别人的剧本了;要动手写诗歌,就不看别人的诗歌了。
文学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探寻,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行当”。因此,不应该存在同行竞争、同业互窥。真正的文学写作者不可能产生“文人相轻”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少知道其他文人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在山间独居,在湖畔漫步,在斗室深思,而不会成天在翻阅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那是文学爱好者们做的事。我当然也读过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自己开始写作后就很少再读了。与文学界的好朋友见面,几乎没有谈起过彼此的作品,对我来说也谈不出来,因为确实没有看过,我只因他们是好人、够朋友,才交往。
至于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借鉴,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主要完成于文学写作的准备期,而不是实施期。准备期的积累,是整体性的;实施期的借鉴,很可能受到局部牵引,导致自身格局的变形。
我拒绝在文学写作时东张西望,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拒绝在思维和感觉上的同化。人很容易受到传染,尤其是受到那些成功作品的传染,但是,一个人哪怕是被成功的作品剥夺了自我,也是悲剧。
《借我一生》是记忆文学,我想在一个处处都是集体话语、官方话语、重大话语的环境里争得个人记忆的权利。个人记忆的权利,必须从结构到细节都悉心维护,但个人的边界总是脆弱的,因此更要提防异己文本的骚扰,即便是伟大的文本。我认为,它们正因为伟大,就更容易构成一种文化强权,那就更需要防范。在文学上,我们固然不能做恶劣文本的奴隶,却也不能做伟大文本的奴隶。任何个体生命在文学上都是可以无限深入的,因此都是平等的。
蔡康永:
余先生的这本记忆文学,确实是别人的作品无法取代的。
一是中国社会在政治面上波动很大,却很少有人拥有您这样的思想文化上的重大经历;二是即使有个这样的经历,也不会像您这样在走向高峰时突然离开,返回平地,选择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三是即使离开了也不见得有胆识来思考过去和未来、中国和世界;四是即使思考了也未必有这样的才情和文笔表现出来。
我要问的是:这样一本书,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写?
余秋雨:
一股水流蓄势已久,但是它要奔涌而出,还需要最后一个触因,例如,一块石头的挪动。
父亲的去世,以及我们在他每天紧锁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一堆文稿和纸条,就是这个触因。石头挪动了,闸门打开了。
对文学来说,这也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构要素,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在文学中,结构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尽管它常常是隐匿的。父亲的去世给了整个回忆一个结构,提起一点,牵动全局,并由此构成统一。美国作家劳逊提出过“从高潮看统一”的观点,很有见地,但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