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学术生涯:赌博还是游戏?
摘要:马克斯·韦伯将德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指出作为筹码的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布迪厄则将法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游戏,强调文化资本在游戏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学术“赌博”还是“游戏”,其共同特征是拥有相对透明并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和遵守的规则。以此作为参照系,中国式学术生涯既非“赌博”亦非“游戏”。唯有通过政府学术治理的“去行政化”与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变革双效并举,建立符合学术共同体内在逻辑的学术规则,中国学术人方能真正具备参与学术“赌博”或“游戏”的条件。
关键词:学术生涯;赌博;游戏;学术规则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4-0038-05
一、“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在1919年那场名为“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韦伯发此感慨,主要是从编外讲师(Privatozent)说开去的。编外讲师制是19世纪德国大学的一项创造性制度设计,与德国大学同时鼎盛于世。韦伯描述了在德国如何从编外讲师开始学术生涯:“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编外讲师’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
”韦伯本人的学术生涯便始于在柏林大学担任一名教授法律的编外讲师。
韦伯坦诚地揭示了当时德国年轻人走上学术生涯所面临的动荡与偶然。如他所述,作为一名编外讲师,实在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尽管学术热情和水平皆有,亦还得寄望于命运女神的垂青。“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是受着机遇的左右。” 20在当时的德国,编外讲师有机会晋升为以下教授职位:带薪特命教授或无薪特命教授、常任教授或个人教授、正教授或特命教授。其中正教授是编外讲师的最高晋升目标,但职位也最为稀少,晋升难度最大。因此,从编外讲师到正教授所形成的德国学术职业生涯设计,是一种“陡峭并令人望而生畏的制度安排”。在未升为正教授之前,编外讲师并无任何政府俸禄,仅仅依靠在学校开课获得学生的听课费度日,并且不知道这种清贫的日子要持续多久。在此期间,编外讲师还要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偶然性事件,使其学术生涯充斥着“撞大运”的成分。因此,韦伯将之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实不为过。
然而,即便如此,韦伯对这种德国传统的大学人事制度还是全力维护的。原因在于,编外讲师制曾被视为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骄傲象征:编外讲师不拿政府俸禄,作为独立的个人站上大学讲台,不仅是正教授的后备梯队,而且也作为学术上的竞争对手而存在,这成为德国大学学术研究活跃的重要源头。所以,尽管在韦伯所处的年代,编外讲师制已经开始走向衰微,但他还是看到这种传统制度的重要价值所在,并努力地捍卫这种制度,这在他参与贝恩哈德事件的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贝恩哈德事件是德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次大事件。普鲁士教育部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德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这在德国历史上实属首次。此前,德国任命大学教授的惯例通常为:首先由校方列出候选人名单,再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最后由部长决定从中任命哪位候选人。原有的遴选程序尊重大学的学术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编外讲师有“媳妇熬成婆”的机会。因此,这次事件对那些从编外讲师开始学术生涯的“赌博”,希望最终获得教授职位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小的打击。而且这次任命挑战了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权威,并引发了大学人事自主权与政府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德国大学传统的人事制度和洪堡理念也是一种瓦解。因此,韦伯提出强烈抗议,并数次撰文参与论战。他担忧原有惯例被打破,会令编外讲师完全失去了学术“赌博”的机会。当然,更让韦伯担忧的是,官僚体制的介入会带来学术共同体的瓦解,并导致“学术人”成为蝇营狗苟的学术“生意人”和体制“螺丝钉”。
因此,韦伯将学术生涯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并无任何贬损之意。相反,他希望从编外讲师开始的“鲁莽的赌博”得以维系下去,因为在赌博背后,有大学自治的承诺,有洪堡精神的支撑。当时德国的编外讲师虽然清贫,对于未来学术生涯的输赢毫无把握,但由于不是政府公务员的身份,所以拥有很高的学术自由,而这也成为他们为学术生涯下注的重要筹码。此外,在学术共同体所同构的“赌场”中规则明晰,违规者必将引发众怒,正如贝恩哈德事件。因此,我们更应当看到韦伯“赌博”隐喻中的真正内涵:这场“学术赌博”规则公开、透明,并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维护,
“学术赌徒”们的机会相对公平;之所以称之为“赌博”,无非是因为运气是一个无法掌控的自变量,在学术生涯的某些关键时刻可能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