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用什么捍卫记忆?
“军代表和排长走进家门,对着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在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恐怖的“喀喀”声至今萦绕在张红兵的脑海中。这一天是1970年2月13日。
两个月后,张红兵的母亲被认定为“现行***”,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许多梦境里,
她从来不和我说话
10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张红兵的母亲名叫方忠谋。这位安徽固镇县的朴实母亲也曾试图在那个运动动荡的岁月中,退守到小家,留守最后的“温暖”。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在批斗会上,方忠谋总会站在张月升的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他遮挡拳头,保护他。批斗会结束后,方忠谋手挽着张月升走在公共场合。在张红兵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40多年来,张红兵总会在梦里见到母亲,“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
“惩罚”?是的,一种无言的惩罚。
1926年出生的方忠谋,曾是解放军卫生员,转业后任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1970年,被造反派认为是出身地主家庭,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方忠谋被隔离审查很久后,才允许回家。
43年前的这一天,方忠谋一家同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一样,遵照领袖的指示,举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家庭辩论”、“家庭批斗”。方忠谋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句话成为方忠谋死罪的铁证,而定罪的证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深爱并保护着的丈夫和儿子。甚至,是丈夫和儿子将她推向了“死神”。
面对妻子、母亲的“***言论”,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丈夫张月升和怀揣“一颗红心”的儿子张红兵的第一反应是要和方忠谋划清界限。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而在儿子张红兵眼中,“母亲已经不再是母亲,而是阶级敌人。我要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方忠谋写完一张纸,张月升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张红兵担心父亲会考虑和母亲的感情,照顾整个家庭,而动摇立场,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他也写了封检举母亲的信,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在检举信的最后,张红兵写道:“打倒现行***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这一年,他16岁。这一次,他“如愿”了。
回忆起这一幕,张红兵说:“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张氏父子的行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革命群众的肯定,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有一块展板专门介绍《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然而,强大的负罪感从检举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伴随着这一家人,在母亲被枪决之后,负罪感终于战胜了革命热情—不过,它迟到了。
“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选择:是遗忘还是正视?
这样一段伤痛,张氏父子本能地将其小心封存在内心深处秘不示人,逃避,想要将其遗忘。然而,正如心理学“创伤治疗”所言,面对一段创伤,最好的办法并非压抑而是将它释放。
2009年前后,张红兵在网上发现竟有人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已近耳顺之年的他,鼓起勇气,打算“用现身说法来批驳那些无知、别有用心的谬论,用维权个案来对抗对‘文革’的群体性遗忘”。他选择向媒体公布自己的个案,他努力推动将母亲方忠谋的墓认定为省级文物。在他看来,母亲的墓地已经成为“文革”历史的一个见证,而在学者眼中,张红兵的努力是民间拒绝遗忘“文革”记忆的典型。
与之前的“伤痕文学”控诉,将不幸归咎于癫狂时代不同,“拒绝遗忘,主动承担”成为这一股反思思潮的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