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93岁敦煌石窟保护专家孙儒g一生“危崖千窟游”
【编辑推荐理由】
1947年,22岁孙儒
?g(xi àn)偶然看到了敦煌?术研究所的招聘启事。“我当时年轻,想出去见见世面,又喜欢艺术,当时张大千在成渝举办的画展引起轰动,我们都知道敦煌是座艺术宝库。”孙儒?g提到的张大千画展发生在1944年1月至3月。今年93岁高龄的孙儒?g就是受张大千影响,将一生献给敦煌的川人之一,也是“朝圣者”中唯一健在的。
孙儒?g诚为敦煌石窟保护先驱者之一,一干就是一辈子。他参与了莫高窟几乎所有建筑的设计并参与施工,其中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保护工作,
孙儒?g71年来致力于敦煌石窟保护,为这一人类伟大遗产奉献了一生。但正如孙老所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奋斗基于对对象的理解认识,只有看到它的价值,才情愿为之付出。”孙儒?g说,在光耀千秋的敦煌艺术面前,自己非常渺小。他的妻子李其琼,为除段文杰先生之外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最多的画家。说起已经去世的妻子,孙老表示:“我这辈子都不后悔去了敦煌!”孙儒?g曾说,“唯一抱歉的就是把李其琼也拐了过去,让她受了不少苦。
”(董岩)
莫高窟是孙儒?g一生的挂念。在他妻子、毕生致力于敦煌壁画临摹的艺术家李其琼去世后,孙儒?g写下一首词:“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洲。宕泉坎坷寻梦,危崖干窟游。事未就,鬓已秋,伴西游……”
孙儒?g这位93岁高龄、在敦煌莫高窟工作了58个年头,罹患过两次癌症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和风雨才走到今天?
不惧莫高窟里的那些寒冬
1947年7月31日,孙儒?g踏上了前往敦煌莫高窟的路程。和他同时前往敦煌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3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
“那时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干多公里,交通困难,路途坎坷。我们遭遇过洪水,走过蜀道,在大西北的土丘陵和戈壁滩上盘桓,颠簸之巨扭断腰。越往西行越荒凉,心也跟着荒凉。敦煌的情况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对前途的渺茫感时时袭上心头。”
途中眼见河西走廊多是高山大漠、戈壁荒滩,与四川的青山绿水迥异。经过25天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时间像退潮般冲淡一切,也像涨潮般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将一切又重新带回人们的记忆中。某个场景就这样不经意间在孙儒?g先生的脑海中重新回放,似乎重新找回了那些流逝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我当时从成都来到敦煌,生活水平陡然降低很多,但因为年轻适应性强,刚来还能受得了这种改变。可是第一年的冬天,我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寒蚀骨髓。”
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滴水成冰。宿舍里没有火炉,没有棉衣裤,只有一床薄被。实在冻得受不了就和其他工作人员挤在一个办公室里,靠一个烧柴的火炉取暖,实在瞌睡得不行,孙儒?g才回到冰凉的宿舍睡觉。天明起床,被头是一层白霜。
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的冬天,孙儒?g和同事段文杰住邻居。火炕共有一个烟囱,他们便商量着烧炕取暖,因为不会烧,所以炕时冷时热,烧了一个月,干脆不烧了。这种寒冬中的艰难生活,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善。当时有老职工告诉他,让他买一双毡靴。放羊的蒙古族大嫂也给了他一些羊毛,他请工人帮忙纺成毛线,又请女同学教他织袜,花了很长时间织成几双毛袜,用了好些年。
那么,水又是怎样的呢?孙儒?g先生告诉我,莫高窟大泉的水是苦涩的,因为含硫酸盐类物质多,喝这种水经常会闹肚子。水是浑浊的,大雨之后水沟里泥糊汤水,多少天都清不了,要自然沉淀才能饮用。冬天取水要到冰冻的河里凿一个冰窟窿,在里面舀水挑或拾回来,甚至是用斧头敲打下冰块背回家放在火炉边慢慢溶化。本来室温就不高,一大桶冰块,真是雪上加霜啊。孙儒?g先生对自己在峥嵘岁月里的甘苦深知其味。他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自然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口吻,可是,在我听来却无法轻松。
享受莫高窟里的“器物精神”
“1947年,我初到莫高窟看见的干相塔只有两层,八方形,体积不算小。后来我发现在莫高窟南端尽头第138窟的窟檐内,堆积了许多残塑,一片狼藉。当时我心里就有把它们复原的想法。”
那几年间,孙儒?g和同事窦占彪把干相塔的残塑稍加整理,找一处洞窟把这些残像重新立起来,既可以观赏研究,也便于继续保存。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第450窟。如今他已记不清修复整理了多少残像,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再放置在空的佛龛里。人们制作一个物件或者完成一项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用,还有它的美观和观赏价值,他们在塑像修复过程中乐此不疲,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器物精神”。孙儒?g和同事所做的这项工作,倾注了个人情操和人生态度。他们享受这份工作,就会倾尽心思将它做好,直至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