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徽文化·徽商·京剧形成
戏曲虽然只是一种舞台表演形式,却涵盖了文学、表演、演唱、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文艺门类,凝集了传统文化的菁华。有清一代,戏曲是较为单一、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观众层面十分宽泛,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时代里,实际成为传扬信息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载体。
戏曲艺术在清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京剧形成,更是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雄踞“国剧”地位的京剧,本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戏曲。二三百年前,一种名曰石牌腔的曲调,由长江水边的小镇走出安徽,在徽商的支持下,在江南一带蓄势待发,被称作乱弹腔戏,继而北上,立足京城。
寻根问源,乱弹腔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京剧,实为徽州文化孕育的成果,通过徽商亦文亦商的经营理念和手法熏陶,抓住进京为皇帝祝寿的机遇,经过成功的商业运作,将传统道德观念与传统表演形式的精髓相结合,凝结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新兴艺术品种——京剧。
石牌腔
石牌——安徽怀宁长江水边的一个古镇,清乾隆年间,这里流行着一种质朴清新、流畅动听的腔调,当地人称之为弹腔,至今民间仍有弹腔班保存下来。附近地区以地名称他们的演唱为石牌腔,即后来被称作“乱弹”的声腔,与二黄调、乱弹腔、皮黄腔、徽调等名称一样,实际都是京剧形成之前的各种称谓。
石牌腔即乱弹戏的概念,在二百多年前就得到了证实。《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颁行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各省将存有“违碍字句之书籍”解京销毁,清廷进而传谕旨予各地方官员查饬演戏的曲本中“关涉本朝”的“违碍之处”[1]。两淮盐政伊龄阿奉旨后,立即在苏州扬州一带设立了公局,查缴曲本。他在回奏中,陈述了周边地区的戏剧演出状态,称“至于乡村镇市以及上江、安庆等处,每多乱弹,系出自上江之石牌地方,名曰石牌腔”[2]。
朝廷要员奏折的可信度显然超过了清中叶民间随笔的记载,两淮地区与安徽毗邻,伊龄阿对乱弹戏的了解,必然要超过远在京城任意书写的文人。石牌腔即是徽班演唱的乱弹腔戏,在乾隆年间已有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徽班进京的十年之前,石牌腔在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已经是有影响的曲种了。
《都剧赋》(清·包世臣)中“徽班昳雨,始自石牌”的说法,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徽班的演唱即是石牌腔。小镇石牌因这一曲调的影响不断扩散而闻名四方,当时流行谚语“无徽不成市,无石不成班”,其意是说,没有徽州商人,就不成其为集市,没有演唱石牌腔的艺人,就不能组成戏班。石牌地区的戏曲艺人曾因此而风头一时。这种安徽南部流行的石牌镇腔调,通过多种管道拓展到当时的南方戏曲演出中心——扬州一带,也有的就在徽商自养家班里演唱。
一个小镇流行的腔调何以具有将影响扩展到全国的能量呢?前人的分析常常过多关注石牌腔的外在原因,诸如其曲调动听,板式变化体(亦称板腔体)戏曲唱腔的灵活多变等等,而被忽略的却是,这一小调背后蕴藏着坚实后盾
——徽州文化强有力的支撑以及一度富能敌国的徽商的着意传播。
石牌腔的文化背景
安徽建省于康熙六年。石牌镇与徽州大致有三百多里路的距离,属于徽州文化直接覆盖的区域,“徽”字的含义在这里完全可以理解得宽泛一些。安徽南部与湖北、江西毗邻的地区,乃是我国多种戏曲声腔的发祥地,“皖水上游,山川蕴蓄融浑,民多俊秀,音中宫声,即农人亦多能高歌者,……”[3] 山清水秀的乡土养育了善于歌唱的民众,这里的歌声往往不胫而走,传向大江南北各个地区。石牌腔从孕育到形成直接受到徽文化的熏陶,以优美动听的曲调,融合了徽州人的道德观念,这种文化品格得到事业尚处辉煌时期的徽州商人青睐,看起来似乎偶然,其实更有其必然性。
徽州古称新安郡,明清两朝,才有了徽州府的建置。徽州四周群山环抱,邻苏浙赣三省,处于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中间,为“吴楚分源”之地,素有“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之说。这里文风昌盛,注重教育,历代都有学者以才入仕、以文垂世。中国思想史上起到重大影响的北宋程朱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徽州,因而以“新安”学派为名。明清两代,统治者将其视为儒学正统。作为“程朱桑梓”,徽州一带理学深入人心,程颐“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念在民间影响至深,徽州文化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浓缩和样本,其深厚的积淀,促成了历代徽州人对传统道德的尊重,他们宗亲观念极强,一贯重视文化教育,明清两代,徽州的进士、举人超过两千名,
“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也常有所见。
徽州人的传统理念,渗透到他们的文化艺术中,自然也孕育出带有传统道德观念的戏曲。总体来看,乱弹腔戏继承了徽文化传统,演出忠孝节义内容剧目要占很大比例。道光以后,在京城演出的乱弹戏名家米喜子、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擅长扮演的即多是伍子胥、关羽、岳飞、鲁肃等角色。至今京剧剧目中,根据历史故事改编成的春秋战国戏、三国戏、隋唐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