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民族文化对电视艺术的影响
上个世纪,民族文化既有风雨如磐的经历又有不同社会思潮的不同程度的牵引与规正,一直处在剧烈的动态之中。由于它是开放的整体能不断新陈代谢,对旧因素剥离和重塑后孕育出了日渐清晰的新时期的传统文化内涵。世纪初的这场文化回归便是对传统文化的世纪总结。中国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整合之后必然在新时期以一种新的姿态迸发出来。
电视艺术的转向及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也正反映了一定时期历史对社会单元的客观要求。首先文化的烙印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必然留在社会个体的身上。媒体播放的内容是不具有随意性的,它的内容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媒体站在时代文化的前沿,时刻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最新动向。因此民族文化的回归作为一个时期内突出的文化现象必然呈现在媒体中。另外媒体在单位时间内播出的内容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内,播放的内容体现了可视媒体的评判标准。作为可视媒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了媒体内容的数量、内容的取舍反映了媒体着力点,可视媒体调整节目组合,对文化内容日益关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可以预见文化内容势必会成为媒体投入的重点。
经济的进步,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的解放等大环境的演变构建了这场文化回归的外部因素。在新旧文化交替的过渡期,人们在对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后得到了中国民族文化蕴含的更多优秀特质,由此形成民族内部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强烈关注。
舆论与媒体互动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首先,现代社会文化传播越来越呈现出传播中介化的态势,文化的传播集中到制作方,可视媒体的传播方式引起受众多元化需要对媒体依赖性,以致于离开媒体人们就孤立于群体。于是人们的思维也越来越依赖媒体,这种互动的联系使媒体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唐装的流行就是因为可视媒体的大量传播;其次媒体必然反映舆论,舆论会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媒体本质上是虚拟的社会空间的变动会在媒体上有所反映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基础结合媒体的传播可以形成强效舆论场。民族文化的回归是民族心理的普遍状态,也即一个强效的舆论场,媒体在这个强效舆论场的形成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此之前的1996年民族意识因外部刺激而形成全面外化的大规模强化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使这种舆论的强度在一段时间内不断进行下去。当时媒体中最能反映这种现象的是广告“中国”、“民族”在电视话语中出现频率极高。很遗憾那次回归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文化现象,媒体和舆论皆未从更深层挖掘了体现这种渐趋平静的民族情绪的例证是当年随着这个潮流而产生并被认为是代表中华崛起的中式快餐“红高梁”,也因为人们对待民族情绪的理性思考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回顾1996年的高涨的民族情绪,对比世纪初这次文化回归,此次回归波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形式之丰富渗透力之强是1996年无法比拟的。以其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企业文化新城市文明、新道德观正在为人们所接受。如果说1996年的那次激荡的民族情绪起源于外部刺激而产生的人们自发的心理状态并随着刺激力的减弱而衰减的话,那么世纪初的这次文化回归便完全源于文化自觉并伴随着文化组成的多种要素的活跃而继续下去。
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关注也因为对工具理性即技术逻辑的拒绝,向本体的回归。当文化的媒介化趋势已变得不可遏止时,当技术的作用在文化中不断上升时技术自身的工具理性逻辑便不可避免地增强起来甚至超越审美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