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大学关于传播学论文精选
传播学概论从“培养”理论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看自媒体未来发展的桎梏与契机新闻学院新闻学2班
从“培养”理论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看自媒体未来发展的桎梏与
契机
当我们打开qq空间、微信、微博,便会发现许多“朋友圈已经转疯了,千万不要„„”类似的文章,我本人经常会收到父母和高中老师发过来的一些链接,这些链接里的内容也全都是“千万不要„„只要你„„许多专家已经„„”这种信息。
毋庸置疑,当本人的父母在向我转发这些信息时,必然是在产生了一定信任的基础之上,否则便不会草率的转发给朋友和子女。而另外一个事实是,我本人的父亲是一个拥有大本学历的政府人员,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今年已经53岁(我排行第二),可是,当作者本人的父亲在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却失掉了原则,宁愿相信那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也不愿花费一丝一毫的精力去求证。
而这种行为,便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可以看做是人的一种催眠状态,通常在人多集会的场合,收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做出许多和本心性格完全不符的事情,同时又助长了这种气氛,个人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做了许多疯狂的举动,而人们在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不但没有内疚感,,反而有一种融入集体的陶醉感,这种陶醉感也来来源于一种个人被集体承认的快感。
“集体无意识”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二战之前希特勒的集会、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学生的暴力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再比如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刽子手。在精神或身体的“集会”中,平时很温和的人到了另外一个场合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一样。曾经有人如此发问:为什么在日本国内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丈夫的日本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刽子手和***犯?
集体无意识或许是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简单的说,所谓集体无意识导致的后果,便是:群体不善于推理,只善于行动。
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培养”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么不妨先来看一个例子。2013年12月2日,寒冷的北京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事情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这条新闻便登上了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事故中,一位外籍男子无证驾驶一辆摩托车碰撞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大妈之后,对大妈进行了辱骂和推搡,本来,错误的一方应该是外籍男子,可是在网络上,受害方的中国大妈成了众矢之的,新闻标题也成为了“中国大妈讹诈外国小伙”,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乌龙,媒体“功不可没”。
一位并未见到事故全过程的市民拍下了两个人对峙的照片和视频,并随意的配上了“中国大妈讹诈外国小伙的标题,而这篇错误的报道却在微博微信上以惊人的疯传,即便是在事情得到澄清之后,这位女士每天还是会收到几个不怀好意的电话。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一条由普通市民发出的微博。
这位市民之所以会发出这的微博显然是在受到了大众传媒长时间的讹诈事件的“信息轰炸”从而产生了一种固有印象,这显然说明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同时大众传媒的“信息轰炸”又成功的为受众营造了一个“拟态环境”,让受众以为讹诈事件是社会的热点,这便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体现。
除此之外,传媒的市场性也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主推的作用,传媒为了追求点击率和吸引眼球,便放低了信息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对信息真实性的审查力度,从而造成了传媒对受众的“培养”。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符号意义的暧昧性也会让一些事实变得模棱两可,在“三人成虎”的条件下成为谣言,符号意义的暧昧性体现在符号语言意义本身的模糊和符号语言意义的多样性,利用符号意义的暧昧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传媒人也会大打信息传播
道德的擦边球造谣传谣。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经解释说:最大的***也不能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诳呼失火造***们四散奔逃的自由。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电检口出挂有“请勿开玩笑的”的警示牌,这说明公共安全高于***。
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是遏制谣言机器重要的一环,回到文初,那位普通的市民为什么要配上“中国大妈讹诈外国小伙”的标题,不过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太多例讹人的事实,当这种事情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众的心中便会自然而然的生成一个固有的印象。
除此之外,大众传媒正确的通过“培养”理论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于自媒体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古斯塔夫·勒庞(法)著冯克利译
《媒介经营管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邵培仁刘强著
《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斯蒂芬·施特约翰(美)著
《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李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