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北京“反恐大妈”
她们中有的戴着红袖章,大部分没有,那些街头的修鞋匠、小菜贩等等也可能是其中一员
下午两点,王府井大街一贯地人头攒动。六十岁的魏正红顶着一头蓬勃的白发夹杂在人群中,时而来回走动,时而静静地站在一家快捷酒店门口的大树后,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起眼,一双眼却似猫,直直盯着人群不放。
最能引起她目光的是:停车即将走下的人、乞讨者以及来回走动兜售东西的小贩,她在脑中对这些人迅速做出判断。这一天是2014年7月23日。
两个月前,5月22日清晨,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早市遭遇暴恐袭击,数十人丧失生命。从5月30日开始,北京85万志愿者上街巡逻,魏正红是其中一位。他们中有的戴着红袖章,大部分没有。那些街头的修鞋匠、小菜贩等等也可能是其中一员。这是一张密密的也是秘密的大网。志愿者以魏正红这样的大妈为多,平日家长里短的她们现在不但有了“国家任务”,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反恐大妈”。“一级防控”
“明天一级防控。”前一天,正吃晚饭的魏正红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来自东华街道多福巷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她手下有一支六七十人的反恐大妈队伍,时刻严阵以待。她们的主要阵地就是社区所在的王府井大街,这里不单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距离首都的核心
――天安门更是一步之遥。
王府井大街20号是魏正红的“岗哨”――她们****惯称作“点位”。这是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她随身带着小板凳和茶杯。从街北边的华侨大厦到南边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都属于她的“视力范围”。在两小时的值班中,她要来回走动十多次,这短短的两百米内包括三座写字楼,四家酒店和十几家商铺。偶尔她会碰到同样在值班的其他志愿者,但不会停下来聊天,大家只是用眼神打个招呼。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分布着的三十多个巡逻点,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大妈们从不缺席。“不能聊天也不能中途离场”,魏正红说,这是铁打的纪律。
魏正红那个“点位”向北不远,从华侨大厦南面的胡同进去,走一百多米就是她们的社区――多福巷了。在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一整天都在,这片儿的指令从她这儿发出。走过社区的报房胡同、玉石胡同和大豆腐巷胡同,每隔一两百米,都有大妈们的“点位”,戴红袖标的她们一如魏正红一样时刻警惕。
魏正红所在的“点位”只是整个东华街道173个一级防控点位中的一个,多福巷社区是整个东华门街道十三个社区中的一个。,而巡逻志愿者有上千名。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这个辖区内,这意味着开启一级防控后,每平方公里上就有32个大妈在值班。
“一级防控”魏正红已经历很多次了。反恐大妈的巡逻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防控最高,三级防控最低。在各种节假日和敏感时期里,值班等级会调成一级,级别越高值班的“点位”越多。一级防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街上车来车往,稀松平常。但对魏大妈来说,“一级防控”如临大敌。不过,除了有几个人问路外,这天未见“敌情”。
基层志愿者巡逻队实际上在八十年代末就已出现,由退休大爷、大妈组成,在居委会的领导下,日常巡逻维护治安,防盗防窃。她们也成为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半官方组织更深入发动居民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她们又多了一个新任务――反恐。
“反恐大妈”一般由志愿者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往往有较长的志愿者经验。治保主任会优先挑选党员或上过党课的预备党员,然后综合考虑年龄、精力、家庭等各方面的因素。
如今,恐怖势力成为城市管理者与普通百姓需要面对的一种可能。今年3月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和5月的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加剧了各方的担忧。
就在半个月前,不少反恐大妈接受了一次培训。在活动中心,她们拿着小笔记本,像学生听课一样认真,片儿警讲完日常防火防盗需要注意的事项后,进入这次培训的主题――详细介绍了五种邪教的特征,如果看到印有这些内容的小卡片或者影碟,需要及时上交打报告。大妈们一条条地记下来。
每当国内发生爆炸案或者极端恐怖主义事件,或者一些重要的节假日等敏感时期,反恐大妈都会收到短信:
“社区活动中心紧急开会。”这几乎可以视为基层组织对金水桥事件和昆明暴恐事件的反弹式反应。“稻草人”
五个月前,今年“两会”的每一天,魏正红与六十多个同伴都会将北京饭店围成一圈,这里住着部分参会代表。十七个值班“点位”,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三个班,每四小时一班。三月的北京气温还很低,魏正红值班的点位正好在饭店的西侧,背阴面,她经常冻得哆嗦。
一天,早上八九点,人大代表即将外出参会时,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三只“大老虎”,蹦来蹦去――一个老者背着一只毛绒大老虎玩具,旁边还有两个女子各背一只。
“现在不是说打老虎嘛,打老虎,他们两会期间就背着个老虎。”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