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飞行员辞职困局
飞行员张颖(右)、赵洪(中)和李响。现场一架飞机从跑道驶过图/Sunny
那一天,重庆的云很低。江北机场下着小雨,一架客机从云雾冲下。落地前的刹那,巨大引擎突然加大了轰鸣。
“复飞了!”赵洪看着飞机冲上云霄。云太低了,跑道看不清。
3年了,作为机长的赵洪再没能重新驾驶飞机冲上云霄。自打提交辞职报告的那一刻,他就被公司停飞。但他誓要离开这家央企。
他与公司的诉讼拖了3年,官司打到一审、二审,最终告到了最高法,走完了中国民事诉讼所有程序……但被公司扣住执照的赵洪,至今仍然无法离开。
他只是中国众多要求离职飞行员中的一个。两个月前,他们决定发起一次联署公开信,要求民航局和航空公司解除对于飞行员辞职、职业流动的重重障碍。
公开信写道:“中国民航属于全社会,不应仅是几家央企的中国民航。中国民航局应该向全社会提供和保障公平的竞争规则和环境……襁褓中只能长大,不能变强。”
这封信描述的,既是辞职机长们的困境,也是中国民航行业的困局。辞职难
赵洪正是这封公开信的执笔者。从起草到定稿,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
――先在几十名辞职飞行员组成的“自由飞行员”群组里进行讨论,然后送给学者、记者审阅。
公开信发出的那一天,10位来自杭州的机长正坐在北京的公司总部楼下。这些如此抗争了两周的机长们,很快成为了签名的联署者。
从递交辞职信开始,他们已停飞一年,没收入,“从你辞职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不被信任的人。”那几日北京忽然起了风。他们穿着制服,等着见领导。他们已见过领导几次,对方态度强硬,要“依法依规”――这意味着官司还要继续拖。
“拖”是行业内的潜规则,法院判决往往是延期、延期、再延期――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增加飞行员的离职成本,让追随者望而却步。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昂贵,这些国有航空一度将飞行员的离职视为“国有资产流失”。
赵洪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公司拒收退回。他只得采取公证送达方式将通知书送至公司。
从此开始,他的这场简单劳资纠纷竟打了3年,最终打到最高人民法院。3年里,赵洪的机型执照被“拖”废。这意味着重新飞行的那一天,要重新从副驾驶做起。
航空公司限制飞行员自由流动,并非没有依据。2005年五部委《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五部委文件”)规定:拟招用单位与飞行员原所在单位应协商一致方可办理辞职手续;若飞行员辞职,需要赔偿航空公司70万到210万元的培训费用……在公开信中,赵洪将矛头指向这份文件,虽然他也认为“这份文件的出台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它落后于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
重庆渝北区法院同样一审认定,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报酬”等过错行为,判定解约生效。然而二审的重庆市高院,则对解除劳动合同不予支持。这样的改判促成了“中国首例劳动者被判无法离职的案例”。
这样的改判同样引发检察院的抗诉。很快,这场简单的劳资纠纷就获得了最高法的听证。听取双方意见后,法官提出和解方案,由赵洪向公司赔偿140万元违约金――因为赵洪是一名退役空军,所以法官在五部委文件上限的210万上,减去了70万元航校初始培训费。
这一提议遭到了公司的拒绝。“我在庭上就笑出来了。如果他们答应140万,我觉得我的坚持会打很多折扣――相当于被和谐掉了。”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