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见义勇为与无责推定制度
【摘要】近年来见义勇为行为引发了许多法律问题,人们也因此更加关注到见义勇为行为人反被诬告侵权的法律尴尬。该类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事实推定应如何适用,因此见义勇为行为处理中应确立“无责推定”制度。
【关键词】事实推定;证明责任;无责推定
一、见义勇为行为面临的法律尴尬
南京“彭宇案”发生后在社会兴起轩然大波,随后2008年发生李凯强案被社会称为第二个“彭宇案”。[1]2011年江苏南通司机殷红彬扶起受伤老人被诬为肇事者,幸车内有监控录像方证明其清白。[2]以南京“徐老太”事件为代表的系列见义勇为事件重挫了社会的道德和良心,造成了严重的“徐老太后遗症”。2011年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思。这类现实问题严重挫伤了广大社会群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当道德陷入连基本底线都不能遵守的困局时法律的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从“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当案件真实事实真伪不明时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如何适用?其二,该案判决书中法官所运用的事实推定是否合理,行为人所采取的救助措施能否作为推定对行为人不利的证据?
二、事实推定的适用
(一)推定与事实推定
推定的传统分类,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区别。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理论中推定传统上被分为三种形式,大陆法系国家只将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我国通说理论也将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3]法律推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法律规定,事实推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审判者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律推定要求审判者可以适用且必须适用推定,而事实推定不要求审判者一定适用事实推定,其对审判者个人素质和业务水平的要求更高。
(二)事实推定适用的内因
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是法官裁判的两大基础。对于法律规定我们预设的一个基本理论为“法官知法”,但是对于案件事实问题我们无法做出预设。因此案件事实作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更易成为问题的关键和案件争议的焦点。当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证明责任作出裁判是现在司法实践中最普遍适用的做法。证明责任作为一种法律拟制,要求个案当事人积极去收集证据,一旦当事人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并且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便适用证明责任来裁判案件。[4]由于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差异等原因,在部分案件中势必导致与案件有关的直接证据无法收集,侥幸收集到了一些与直接证据相联系的关联证据―基础事实。[5]依据这些关联证据无法直接认定案件事实,但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一旦发现关联证据与直接证据的或然性联系,进而推论出在常态下应该如此的推定事实。由于事实推定反映的是案件事实在常态下常规情形下应当如此,案件事实推定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证明的程度,但是比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存在着更大的公正可能性。但是事实推定仅仅是在基础事实确认的基础上,依据事物间或然性联系所作出的案件事实认定,但或然性并不等于必然性。因此就有可能在个别的案件中,
“个别的”、“非常态的”情形出现,最后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6]
三、“见义勇为”的无责推定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中,法官依据“常理”,“日常生活经验”推论,从判决书中我们看到法官的推理轨迹:在现行社会中,人们一般不会做好事。只有加害人才会上去“帮助”受害人,现彭宇“帮助了”受害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