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观众:我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不能具体说出我喜欢什么电影,不喜欢什么电影,那是电影从业人员应该去调查的东西。”
一位观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电影从业人员若面对这样的观众,大概也会感到“无力”,但观众就是这样的。观众在接受访问(调查)时,可以对所提的问题给出理性而富有逻辑的回答,例如,“我喜欢的电影,首先要故事好,其次要主创阵容强,第三要视听效果佳,投资大小不重要”。但如果你接着追问,“那为什么你看了这部电影,而不是那一部(那一部可能故事更好、主创更强、视听也不赖)”,得到的答案一定五花八门,甚至可能自毁逻辑。
但即便是这样,观众也并非是不可了解的。
而了解观众,就是“电影从业人员应该去调查的东西”。
中国电影业将“电影观众”视为研究对象,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动机是:“从1980年起,我国电影观众人数大幅度下降,城市电影观众几乎每年减少 5000 万人次”,这吓坏了电影人(其实电影丧失观众是全球普遍现象)。
1985年,由北京大学杜会学系、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和团体组成的城市电影观众联合调查组,向北上广等十个大城市的两千多名电影观众询问了以下这些问题:
观众为什么走进电影院?观众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电影?观众对我们的电影抱有什么希望?观众为什么喜欢这一部影片而不喜欢另一部影片?为什么有的观众喜欢某一部影片,而另一些观众不喜欢?这些差异都由什么因素引起?为什么有些电影宣传产生了与预期目的正好相反的效果?为什么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对国产影片怀有某种抵触情绪?
近30年过去了,观众今天仍然会在马路上、电影院里以及网络上被追问到与上述雷同的问题。而这些年里,所谓的“主流观众”已经换了好几拨人。观众的口味变了多少?反观当下的电影市场,再套用一句歌词来问,这些年,“是观众改变了市场,还是市场改变了观众”?
对这种一拍脑袋就能回答而又始终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还是让我们从1980年说起。
1980
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拥有电影观众最多的国家(1979年,全中国观影人次为293亿,为历史之最)。从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全国每年电影观众总数都保持在250亿人次上下,这个数字超过了1960年全世界各国的电影观众总和200亿人次,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空前的。
1981
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各厂立马重视起来。导演赵焕章对厂里(上海电影制片厂)说看到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喜盈门》)很好,厂里看后认为可以投拍。
1981年,《喜盈门》拍完了。因为是上影厂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赵焕章数得很清楚,有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赵焕章感慨,
“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喜盈门》不但创下了拷贝发行数和观众人次的纪录(半年即达到6亿人次),还获得了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和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2
《少林寺》上映后引起轰动,李连杰从此走上了国际武打巨星的道路。而从1983年开始,连续五年,国内影院上座率前四名都是武侠电影。
1985
1985年“城市电影观众联合调查组”出具的十大城市电影观众调查报告显示:从类型来看,武打片和喜剧片比较受观众欢迎(各占19%),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还是侦探片、推理片,将近四分之一。
调查显示,“”成为城市观众对电影消费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研究者说,全国人口按10亿计,(10岁至60岁),,则每年电影观众总人次为273亿。
研究者据此断言,“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完全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甚至超过每年270亿左右人次的水平。比较于美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不到6次,日本不到2次,我国电影观众的需求量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
当时,已经有研究者建议,逐步兴建一批小型、多功能的高级影院。1985年后,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曾专门开辟了探索片(或称艺术片)电影院,放映《黄土地》、《一个与八个》、《姐姐》、《青春祭》等在艺术上探索性强烈的作品。据有关影院统计,进入探索片影院的80 %是高中以上文化层次的观众。
1987
这一年,《大众电影》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观众应该扪心自问》。文章指出,观众不是不爱看国产片而是不爱看优秀电影,观众应该“谴责自身的平庸”。
1988
年初,广电部正式成立电影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年6月,又在北京召开了电影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电影开始产业化转型。业界开始探讨,“确立娱乐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