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鲍鹏山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的,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给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是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是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受招安,马上变幻出温驯之色,对之顶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擦头上的虚汗(他的身体差得很哩),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的。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渣滓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心。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
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乃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须知道。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所以,“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的隐藏不露的
“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仁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义”就是按“仁”的法则去做。这一点、他似乎比孔子讲究实际一些。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
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