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场关于“二胎”的实验
1985年夏天,山西翼城。
主席台上坐着“省里来的干部”,说今后可以生两个娃了。
镇长冯才山傻了眼,缓缓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人也看着他,眼神错愕。台下坐着的,是每个乡镇村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冯才山心想,这不是公开跟中央计划生育政策叫板吗?“我当时反复问了几次,以为是听错了。”他说。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也很忧心:生一胎都管不好,放开二胎,会不会有三胎四胎?该怎么控制?
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梁中堂,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带着中央领导的批示,选翼城搞二胎试点。
而翼城试点,一试就是28年。
试点有“效果”
梁中堂带来的政策,称为“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晚婚的最小年龄,男25岁,女23岁;女性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
试点推行第二年,%,%。梁中堂根据普查数据计算过,1982年~2010年,全国人口增长了34%,%,%,而翼城县,增长率为24%,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另外,翼城在男女性别比上的数据,也比较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0岁组性别比为118,山西省为113,临汾市为114,而翼城县是100。
至少单从翼城试点的结果来看,有条件地放开二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增长。
选翼城,是偶然
在确定试点县的时候,梁中堂追求“代表性”:以农业为主,经济尚可,交通相对便利。而且,当地干部和群众有积极性。梁中堂还记得,最初选定的试点,是“计生工作基础较好”的高平县;后来才被换成翼城县,因为翼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山西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先进县,或许有“便于试点”的考虑。
安斗生从1980年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他心中明白,“先进县”背后,是计生干部和老百姓几乎“敌对”的状态。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发,“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那时起,县里的党员干部家庭都带头,从县城到农村严格执行“只生一个”。可超生屡禁不止。冯才山说,虽然天天下乡排查,还是有人偷着生,翼城县计生管理最严格的1982年至1985年间,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只有一半。冯才山分析,当时农民以种地为生,若生一个女儿,挑水耕地都干不了,肯定偷着生,“其实我们也理解。”
翼城几乎每一位计生员,都被人记恨过。在试点之前,好几位计生员因为“压力大”,不愿干了;听说新政策“允许二胎”,才放下心来。
上下都接受的政策
因为之前的“一胎化”,所以梁中堂一说“允许二胎”,翼城上下都高兴。从那时起,计生干部和老百姓有了商量的余地,工作重点从罚款节育,逐渐转到了说服和解释。计生员和乡亲们的关系缓和了,最初曾担心的
“允许二胎,三胎四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