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老来相伴
97岁的“国军”老兵朱铭富先生拄着拐,从8公里外的文林街枣树巷出发,换2趟公交车,经16站,绕过3个建筑垃圾堆,才能到达昆明知青老年公寓看朋友。他眼发花,腿打颤,大口喘着气,去一趟,要歇上两天。
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有两个朋友,93岁的陈士麟先生和91岁的刘华先生。他们和他一样在国民党的军队打仗,然后在共产党的牢里认识,但战争和牢狱都没能使他们成为好朋友,使他们成为好朋友的是孤独。“出狱后才发现只有我们互相可以说话,”朱铭富说,“老了变成好朋友,所以叫‘老朋友’。”
2013年6月,民政部出台文件,“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并纳入社会福利保障,陈士麟和刘华被“光速”送进这家敬老院,但朱铭富不愿意去。他看见敬老院墙上贴着毛笔写的“忍”字,漆黑漆黑,脸盆那么大。这个字带来一种气氛,是他非常熟悉的气氛。“关在那里边,说难听的,和坐牢有什么分别?”
“我坐牢坐够了。”他说。
活到了机遇来
民政部文件印上报纸那天,刘华照例吃饭,散步,搓麻将,陈士麟忙着接待慕名来看他的人——作为“蜗居公厕30年的国军老兵”,他上了新闻。朱铭富一大早就去街边保健摊排队了,他要做“人体充电”,一台带着6个圆按钮的方盒子,连着绿色垫子,坐上去身上麻麻的,他相信摊子老板的话,
“就是电充进细胞里了”,摊子老板说“充电越多,活得越长”。
半个月后,终于看见报纸,朱铭富的第一反应是庆幸,他们仨命都够长,“活到了机遇来”。
1949年以来,认同“国军”老兵身份的正式文件,这是第一份。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项政策,而是一份人生判决书,只是相对于60多年前那场判决,这改判来得有点晚,大多数当年的同伴,或者说“同犯”,并没有等到这一刻。
文件归文件,这些年真正帮助他们的是民间志愿者。志愿者武思琪把这份工作叫“抢救”,他说起一个流落云南保山深山里的老兵,找着他时,问还有什么心愿,老兵说抗战胜利时吃的面条,太好吃了,“就想再吃碗面”。吃完,咂巴咂巴嘴,很高兴。他们再去,他已经死了。
面条对当年颠沛作战的抗战士兵来说确是一顿难得的美餐。朱铭富想起,打完仗那天,部队吃面条,水一开,面条的香气飘出来,“香啊”。一晃,68年过去了。书信,照片,证件,都没撑过68年,何况人,他曾经有过父母、妻子、儿子,68年中,一个接着一个丢了。他爱笑,嗓门大,只是年纪留在他眼睛上,眼圈总是红的,眼窝永远噙着泪,他一高兴,哭和笑综合在他脸上。
他觉得自己“算硬的”,68年,牙齿熬不住,掉光了,身体“到处透风撒气”,但是,“还活着不是?”唯一跟随他度过漫长岁月的是一张纸,白色成了黄色,四条边烂了三条,但是还在。
那是一张判决书,历史***罪,死刑。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铭富很得意,“果然,现在当上了英雄。”更让他得意的是,是他凭着“大哥哥”的责任心,硬把刘华和陈士麟拉进了“英雄”队伍。刘华不喜欢凑热闹,陈士麟则对接触“政府”一直怀有恐惧,每次志愿者为老兵办活动,朱铭富都会上门拉他俩同行。有时拉不动,他就向志愿者“举报”:我这里还有个老兵条件很可怜的,他不愿意出门,你们能不能来找他?
4个月内,包括陈士麟和刘华在内的8名老兵先后被志愿者们送进昆明知青老年公寓。别的老兵还好,请陈士麟花了快一年,他不愿意搬,说“那里”好,自由,住****惯了。志愿者武思琪知道,他疼钱,花志愿者的钱也心疼。
“那里”指的是蓄电池厂公厕的隔间,一个月40块钱房租。陈士麟住了30年。没窗子,白天也得开灯。没自来水,得去男厕打冲厕所的水,烧开了喝。武思琪说,看完老爷子回家,坐公交车,“旁边的人都捏鼻子”。
这次他们骗他,说看见政策了吗?感念老兵,国家给出1000元,供你住敬老院。“国家出?那我去。”陈士麟答应了。
一个人生活太久,陈士麟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他常常跟两个老朋友抱怨:“院长说我睡到中午是朽木不可雕也”,“还禁止我滑旱冰,为什么禁止我滑旱冰?老了走路慢,穿上冰鞋就快了啊。”他夜里睡不着,耳朵又不好****惯把电视机音量调到最大,一看就是一宿。搬来的第二天,陈士麟被前后左右的邻居集体投诉。他很愤怒,红着眼睛给志愿者打电话,
“我不住了!”
刘华却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他花掉许多时间打理自己的小房间。8平方米,有书架、花瓶、椅子,沙发上盖着绒毯,写字台上立着小小的灯。他的衣服已经洗得发旧,但干干净净,衬衣领子站着,领口没有灰。表情也一样,坦荡,平静,让人觉得在他面前表现出同情是一种冒犯。
当朱铭富赶来敬老院报告喜讯时,陈士麟一脸不耐烦,“(政策)知道嘛知道嘛,(记者)天天采访,我锻炼都没的时间!”刘华是第一次听说,看起来却没那么关心。“政策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管不了,是不是?”
人生的光辉时刻
差不多每次朱铭富来敬老院